今年初夏，世界大健康运动联盟代表团应邀赴俄罗斯考察访问，在莫斯科郊外参观中国珍宝馆时，馆舍门口两尊威武的貔貅石雕(读音“皮休”)，引起了记者的惊喜，自言道：“这不是貔貅嘛！家乡的神兽啥时候跑这里来了？”“对！这是中国的貔貅！”站在五米开外的著名汉学家魏德汉先生，用流利的中文接上了话茬。

在两个多小时的参观中，魏德汉先生向代表团详细介绍了馆藏珍宝，并愉快接受了记者约访，愿与中国周文化研究专家连线，就貔貅文化的当代价值交流切磋，为中俄两国文化融合发展尽点绵薄之力。

近日，记者与居住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魏德汉先生和千里之外西安的杨慧敏先生连线，以貔貅文化为题，请两位专家回答了提问。

香港日报记者：貔貅是中国古代文化符号，起源于中国周朝，我的家乡在中国陕西岐山，这里是周文化的肇启之地，可以说是貔貅文化的诞生地，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珍宝馆看到貔貅，甚为亲切。魏德汉先生是著名汉学家，请介绍一下莫斯科珍宝馆门口设立的两尊貔貅石雕，有哪些历史和现实意义？

↑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魏德汉先生接受记者采访

魏德汉：非常高兴与您和中国周文化研究专家杨慧敏先生连线。4月份，您随世界大健康运动联盟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时的情景，我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在莫斯科郊外中国珍宝馆的相聚与长谈，让我深切感受到了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赤诚之心。得知您的家乡是中国陕西岐山——那片孕育了博大精深的周文化与貔貅传说的肇启之地，我感到由衷的敬意与亲切。能够接受您的连线采访，通过《香港日报》这一极具影响力的平台，与更多的海内外读者分享我对中国文化及中俄文化交流的粗浅见解，感到十分荣幸。我用中文作如下回复。

我的家乡在俄罗斯东部的堪察加半岛，年轻时面对隔海相望的中国，我就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后来我进入东方学院（现远东联邦大学）专修汉语。但真正让我彻底迷恋上中国文化的，是偶然读到的一本俄文版《道德经》。老子的智慧像一扇窗，解开了我关于人生与世界的许多困惑。从此，我将中国古典哲学的译介作为一生的使命。

数十年来，我翻译并出版了包括《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和《孙子兵法》在内的中国文化经典20余部，并撰写了30多部相关专著。在长期的《易经》和中医理论研究中，我逐渐体会到，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时空周期是一个宏大的统一体系。通过这些译作，我希望能为俄罗斯人打开一扇理解东方智慧的思维之门。

正如您所说，貔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底蕴深厚的祥兽，其起源可追溯至周朝乃至更早的史前图腾。在古籍记载中，貔貅不仅是威武雄壮、百战百胜的军队象征（如周武王伐纣的传说），后来更演变为“辟邪、挡煞、纳食四方之财”的瑞兽。这种文化核心蕴含着中国人对“和平、秩序、兴旺与守护”的祈愿。

在莫斯科中国珍宝馆门口雕刻并设立这两尊威武的貔貅，其意义不仅在于展示中国传统雕刻艺术的视觉震撼，更有着深刻的文化隐喻：

作为“守护之兽”：它们守护着珍宝馆内的中华文化财富，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尊严与力量。

作为“迎祥之兽”：貔貅嘴大吃四方而不出，象征着包容与汇聚。它在这里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觉名片，更是向每一位前来参观的俄罗斯及世界各地朋友表达“招财进宝、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

作为“文化坐标”：正如您所感受到的，这两尊貔貅让远在海外的中国同胞找到回家的亲切感，同时也向俄罗斯民众无声地传递着中国周秦文化的古老密码。

↑魏德汉先生向记者介绍珍宝馆貔貅雕刻的艺术价值

香港日报记者：您深耕中国文化翻译数十年，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就，译作等身，尤其是您翻译了《易经》《道德经》等经典20余部，您为什么选择翻译《黄帝内经》呢？

魏德汉：我从1985年开始尝试翻译和理解《黄帝内经》，因为那年我在翻译其他中国医学书籍时发现，这些书籍引用了大量《黄帝内经》的内容。在翻译这些著作时，我也研读了《道德经》和《易经》，发现它们是一个统一、完整的宏大体系的一部分。如果你想了解整个体系的结构，就必须从人体的构成入手，了解人体是由什么构成的，用来描述这个体系的基本概念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会这样。

中国医学典籍让我意识到，理解人体结构以及身心之间的相互作用至关重要，而这只有通过深入研读《黄帝内经》才能实现。此外，在研读《道德经》时，我发现所有吸引我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都与《黄帝内经》中反复表述的理念和价值观不谋而合。可以说，《黄帝内经》正蓄势待发，有机地融入当今世界的知识结构和体系中。否则，人们很难完整揭开人类世界中生命存在的奥秘。

↑魏德汉和伊戈里先生陪同参观莫斯科中国珍宝馆

香港日报记者：中国经典古籍都是文言文，对现代许多中国人来说，学习理解也有一定的困难，尤其象《黄帝内经》这样的传世之作，融合了医学、哲学、天文等多领域知识，其中大量术语和文化概念，如“阴阳五行”“经络”等，在俄语中很难找到对应表达。您在翻译时，是如何作到既保留原文的文化韵味，又确保译文符合俄语读者的思维习惯的？

魏德汉：《黄帝内经》中包含了大量无法直接译成俄文或其他任何语言的术语，因此我必须找到方法和技巧，才能将这部著作的真谛和深度传达给俄罗斯读者。在我看来，对中国传统历法和时间体系的描述，是最重要也最难翻译成俄语的部分。例如，我尝试将“阴阳”解释为光明与黑暗的力量，它意味着任何有形的现象都具有力量、质量和数量。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五行”“九宫”等术语的翻译。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黄帝内经》的翻译工作正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真正有可能将基于不同语义结构体系的汉语和其他语种有机结合起来。

香港日报记者：您的中文名字“魏德汉”有什么寓意？

魏德汉：我的俄文名译为中文叫“布罗尼斯拉夫·布罗尼斯拉沃维奇·维诺格拉茨基”。中文名中的第一个字“魏”，是我的姓氏“维诺格拉茨基”的俄文首字母和音节的音译，因为“魏”字是一个多音多义字，词源赋予了它更深层的含义，这个字在中文里除了历史朝代国名和姓氏，至少还有“高峻”“独立”等不同的释义。中文名字“德汉”则表明，我的内心和所有成就的力量都源于对中国文化和理念的认知理解。

↑著名周文化研究专家杨慧敏先生作学术交流

香港日报记者：杨慧敏先生是从岐山这块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著名专家，对周文化有着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尤其在貔貅文化研究方面，有着独特的见解，请您介绍一下貔貅文化产生的历史源渊。

杨慧敏：非常高兴与您和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魏德汉先生连线，共同探讨交流貔貅文化这个话题。对大多数岐山人来说，自幼就听说过关于貔貅的故事。上世纪九十年代，从五丈原诸葛亮庙通往周公庙的主干道上，塑有神态各异的貔貅、麒麟等神兽石雕，这些神兽对岐山人和许多来岐山参观旅游的人来说，并不陌生。您家乡距周公庙仅几千米，对周文化有着特殊的感情，当貔貅出现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郊外森林深处时，您作出敏锐的反应，完全在情理之中。与其说您感到非常惊讶，确切的说，您感到的是非常欣慰和荣耀。

貔貅这个名字，源起周代，文献中是猛兽信史。貔貅最早出现在周代和先秦的典籍中。它最初的形象并不是后来大家熟悉的“招财神兽”，而是一种令人生畏的猛兽，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尚书·牧誓》是西周时期的官方文献，记录了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前的誓师之辞，武王用“貔”与虎、熊、罴并列，来形容伐纣大军的威武善战。《逸周书·周祝》中也有一句:“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为可服？”这是目前能找到的“貔貅”二字合称的最早记录，将其与虎、豹并列，说明在周人眼中，它是深山里难以驯服的猛兽。《礼记·曲礼上》中记载了周代的一条军事礼仪:“前有挚兽，则载貔貅。”意思是行军途中若前方有猛兽出没，就在旗帜上绘制貔貅的图案，用来威吓敌人、振奋军心。《诗经·大雅·韩奕》中也有“献其貔皮，赤豹黄罴”的句子，说明西周时期貔确实是活跃在山林中的真实野兽，它的皮毛还被当作贡品。

在民间传说里，貔貅从猛兽变成神兽，与周朝初年伐纣的故事紧紧绑定在一起，而且直接指向西岐一带。相传姜子牙辅佐周武王伐纣时，行军途中遇到一只长相威猛、食量惊人的异兽。姜子牙设法将它收服，当作自己的坐骑。这只猛兽跟着姜子牙打仗，屡立战功。周武王见它骁勇善战，特意封了它一个官号，叫做“云”，民间因此也有“云豹”的叫法。这则传说把貔貅牢牢地绑在了周朝建立的过程中，使它成为“护国神兽”。貔貅从西岐的猛兽演变为周军的图腾，正是周人尚武精神的具象化。

周代至战国（雏形期）时期，貔貅主要存在于文字记载和军事图腾中。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出现了一种“双翼神兽”，这类器物被视为后世貔貅实体形象的早期雏形。汉代（定型期）时期，随着张骞通西域，狮子等异域猛兽的形象传入中原，古人将西域“桃拔”的形象与先秦文献中的“貔貅”相融合，正式确立了带翼四足兽的石雕和玉雕形象，并广泛用作帝王陵墓的镇墓兽。

貔貅是中国古代五大瑞兽之一，与龙、凤、龟、麒麟并列。它的特殊之处在于，既承载了皇家的权威，也扎根于民间的烟火气。在皇家文化中，貔貅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相传汉武帝曾将它封为“帝宝”，限定皇室使用。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对古玉貔貅格外钟爱，在汉代玉貔貅上阴刻着“乙巳年乾隆御题”诗，在其紫檀木座上刻着“乾隆御玩”四个字。

在民间文化里，貔貅是“招财进宝、辟邪镇宅”的代名词。传说它是龙王的九太子，因为触犯天条被玉帝封住了肛门，从此“有嘴无肛，只进不出”，能吸纳四方之财，也能震慑邪祟。

香港日报记者：在周文化延绵至今的三千多年中，貔貅从猛兽信史变为护国神兽，威风八面，既赋予了皇家至高无上的权威，又传承着民间烟火的温情，其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得到了全民族认同，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时代的今天，如何传承创新貔貅文化，服务和助力于民族复兴，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大会上，杨慧敏先生接受央视记者专访

杨慧敏：貔貅的文化内核，归根结底是中国人对“守护”与“积累”的朴素理解。这种理解在当下依然发出共鸣的回音。

“守正”的智慧。貔貅的“只进不出”，并不只是贪财的意思，而强调的是“守住根基”。当下生活节奏快、变化多，人们更需要有“守得住”的定力。貔貅这个符号提醒我们，在追求发展的同时，也要守住初心和底线。

“辟邪”的精神。貔貅威猛的形象，象征着驱除负能量、抵御风险。职场和生活中面对的压力与挑战，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邪祟”。貔貅的文化寓意，恰好给人一种心理暗示：保持勇敢和坚定，就能化解困境。

“和合”的包容。貔貅的形象融合了龙、虎、狮、鹿等多种动物的特征，体现的是一种“多元共存”的文化取向。这和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理念有相通之处——中国文化符号能跨越国界被认可，正是因为它的包容与开放，能与其他文化产生共鸣。在万里之外莫斯科郊区森林深处，以及在世界各地安放的貔貅石雕，就是有力的佐证。

从周代的军队图腾，到今天的文化符号，貔貅的演变史，其实也是中国人心理变迁的一个缩影。它从西岐一带走来，带着周文化的勇猛与厚重，穿越千年时光，至今依然在国外的街头、在中国的千家万户，诉说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永恒期许。

香港日报记者：请您介绍一下自己的成长成才简历吧。

杨慧敏：我出生于1968年，是陕西省岐山县凤鸣镇人。系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文化和旅游局二级调研员。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著有《诗经与岐山》（陕西旅游出版社）、《解读周公——中国国学探源》（新华出版社）等著作。曾担任某高校历史文化旅游专业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并为国内多所院校作文化讲座。多次受邀参与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及香港、澳门、俄罗斯等多家媒体有关访谈节目。发表周文化有关学术论文30余篇。

↑杨慧敏先生(左一)向香港日报集团董事局主席郭周礼(左二)、原江西日报总编辑张爱国(右二)、香港日报记者王文长(右一)，介绍周文化演进史。

（作者/香港日报记者王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