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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党组纪检组组长徐才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月5日7时2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徐才同志1926年1月出生于山东省邹县桃源公社韩家苓村，1943年9月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后，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活动。1945年7月，经地下党组织介绍，到抗日革命根据地阜平接受培训，后以学生身份在北平中国大学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在青年学生中积极传播革命思想。1945年9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8月，遵照党组织安排，徐才同志赴晋察冀解放区张家口工作，随后受组织派遣到天津从事地下工作。1947年7月至1948年下半年，担任天津地下党组织职业委员会委员。分别以书店职员和“究真中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天津地下党联络站工作。

1949年初，徐才任天津军管会成员。其后，徐才同志开始从事文化宣传、新闻工作，先后担任天津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天津青年报》报社社长。1950年底，调往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工作，担任《华北人民》杂志编辑。

1951年，根据工作需要，徐才同志调入《中国青年报》团的生活部工作，先后担任副主任、主任。1953年9月至1954年8月，徐才同志受团中央委派到前苏联中央团校学习。1954年，徐才同志回国后到《中国青年报》社工作，期间先后担任《中国青年报》社编委、副总编辑。1964年10月，徐才同志被派到山东省海阳社教工作团参加“四清”运动，担任工作大队党委委员、分队长、工作组组长。

1965年7月，徐才同志再次回到《中国青年报》社工作，担任副总编辑，同年，他被推选为团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党中央、共青团中央的领导下，他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广大报社记者、编辑，不辞辛苦，亲力亲为，多次到生产、劳动第一线进行采访，出色地完成了对于青年工作方针政策的宣传报道，为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建设、蓬勃发展起到指导和推动作用。他重视提高广大青年团干部的素质，团结教育基层战线上的青年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促进团组织开展学习劳动竞赛活动，为推动我国青年团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徐才同志受到冲击，被迫接受政治审查，1969年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970年，徐才同志重返工作岗位，到中组部参加整团、建团工作，并担任《中国青年报》复刊任务临时领导工作组负责人。1974年，在团中央干校培训，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兼二队支书。1974年底，徐才同志调往国家计委研究室，担任研究室负责人。

1977年7月，国家体委《体育报》准备复刊，徐才同志担任报社领导小组负责人，后担任国家体委党组成员。徐才同志在主持体育报社工作中，始终认真贯彻党的精神，大力支持拨乱反正，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体育精神。1980年，他亲自撰写了《我们时代需要最高精神》一文，在全国好新闻评选中荣获“好评论奖”。他提倡研究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新闻学，发表过许多很有价值的评论文章。在体育宣传工作中，他领导策划、组织评选“全国十名最佳运动员”、“全国体育优秀教师”等多项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活动。他曾当选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体育记者协会主席。

1981年，徐才同志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1982年，兼任国家体委机关党委书记，1983年1月，兼任《体育报》社社长，1984年2月，兼任国家体委党组纪检组组长，1985年5月，改任国家体委党组纪检组组长。1995年6月，经中央批准，徐才同志离职休养。

徐才同志热爱新闻和新中国体育事业。上世纪70年代末，他开始关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武术的振兴与发展。他把武术看作中华文化的瑰宝，他努力提升武术的国际影响力，致力于将武术推向世界。徐才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武术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重要开拓者之一。他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武术运动的新思路，影响了几代武术人，尤其是“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战略思想，积极创办亚洲武术联合会和国际武术联合会，为武术进入亚运会和国际武术联合会的成立做出了杰出贡献，为中华武术文化的国际化和持续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他高度重视武术优秀人才培养，大力支持全国各地武术人才队伍建设，促进武术人才结构优化，为当代武术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他提倡的“大武术观”、“武术文化”、“武术进入校园”、“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两条腿走路”、“创立段位制”、“恢复散打”等等，都给后人留下了保贵的精神财富。他提倡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和提高运动水平，积极组织宣传报道开展体育工作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作为一位体育战线的领导干部，徐才同志曾担任中华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家武术院院长、中国武协主席等多项职务。1985年任国际武术协会筹委会主任、亚洲武术协会主席。他积极参与各种社会体育活动，曾在多个国际、国内社会体育组织中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