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日报

北上南下之争”，是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之间关于红军战略方针和发展方向的争论。同时，也是一场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这场争论要从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说起。会师后，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红军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明确发展方向。但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中共中央和张国焘之间产生了分歧和争论。

中共中央考虑到川陕甘地区地域广阔，交通方便，汉族居民较多，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而且靠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因此主张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但张国焘却认为，红军应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川康边地区，或南下攻取成都，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强大的军事力量。

为解决这个分歧，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向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于28日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正式提出“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由此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集中主力消灭松潘地区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举行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增补陈昌浩、徐向前为中央军委委员，以加强对两支红军的统一指挥，为实现北上方针提供组织保证。

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虽然也对北上的战略方针表示赞同，但他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向川康边地区退却的错误主张。会后，他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解决为由按兵不动，延迟红四方面军北上。他仗着人多枪多，向中央要权，策动一些人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中共中央坚决拒绝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还是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这时，张国焘才调兵北上。但此时，进行松潘战役的战机已经丧失，红军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由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8月3日，红军总司令部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右路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一起行动。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沙窝会议，重申了北上的战略方针，并提出要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批评了张国焘企图使红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新疆等地的错误。但张国焘一意孤行，抵制中央作出的北上战略方针。

8月底，右路军历经千辛万苦通过了草地。虽然中央一再催促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北上，但张国焘却要求已进入草地的红军返回阿坝。9月5日，他命令当时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8日，他又命令右路军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还命令左路军中驻马尔康地区的红四方面军部队，让他们转令军委纵队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服从，就将其扣留。这表明，张国焘为坚持其错误的南下主张，已开始对右路军采用胁迫的方式。

中央再次劝告张国焘，强调如果左路军南下，前途将极端不利，希望左路军立即北上。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甚至背着党中央，给右路军领导人发密电，要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份至关重要的电报被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获得。他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就在红军面临分裂的危急时刻，为贯彻既定的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共中央于10日凌晨率领红一方面军的红1军、红3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先行北上。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绝路”“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号召红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苏区。同时，致电张国焘，争取左路军立即北上。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认为，张国焘对目前的革命形势存在错误的估计，并且存在军阀主义的倾向。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并促其北上。

此后，已经北上的红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于10月胜利到达陕北，结束了长征。张国焘则坚持错误，率红四方面军部队南下，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事实证明，南下是行不通的。到1936年6月，南下红军在国民党优势兵力围攻下，损失过半，难以立足，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南下方针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在这场“北上南下”之争中，张国焘因为对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的错误判断和估计，更出于自己的政治野心，屡次反对中央作出的决定，向党要兵权，发展到对中央进行武力威胁，以至于另立中央，公开分裂。中共中央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终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维护了全党全军团结，促成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