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日报

“殷殷雷震动欢声，民主新都定北京。铁骑千群惊丑虏，红旗万幅壮干城。富强独立除前耻，统一无私载首盟。保卫和平真佛意，环球从此可休兵。”1949年11月，巨赞法师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以后作了一首《共和国开国观礼志喜诗》，他在题记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成立，余皆得参与其盛，爰步陈真如居士观礼志喜原韵，以志因缘。”巨赞法师是唯一以僧人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宗教界人士。

1949年4月，巨赞法师从香港抵达北平，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新中国开国大典。“我为佛教在新社会中，取得一个合理的立场与正当的工作岗位而来北京。”1949年9月，巨赞法师致法舫、印顺和道安三位法师的信中，巨赞法师重新强调了他毅然返回新中国的初衷：“两千年佛教之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忍置身事外，任其生灭乎？”在开国大典雄浑的国歌声中，一袭僧衣的巨赞法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此时的巨赞法师是一个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国大典中的巨赞，他代表着所有拥护新中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佛教信徒，在神圣而庄严的时刻祝福新中国的诞生。

巨赞法师（1908～1984）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朴，要塞贯庄村人。著名佛学家，爱国高僧。1908年出生，巨赞幼读私塾，后就读江阴师范学校，1927年毕业，同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学。他在校时认识田汉，多次参加 “爱国活动”，肄业返回江阴后任金童小学校长，同年秘密参加共产党，1930年领导小学校教师开展罢教斗争，从事地方上的民运活动，被当局通缉。1931年春经太虚法师亲笔授书推荐，前往杭州灵隐寺从灵隐寺方丈却非法师披剃，取法名传戒，字定慧，后改名巨赞。1932年在南京宝华山受具足戒，圆戒后回灵隐寺，进一步深入经藏，研究法相唯识、天台教观，华严义理，以至于禅学、三论等大乘经典，勤学苦修，在佛学和修持方面都奠下深厚的基础。1933年，应重庆北碚的“汉藏教理院”之聘，到汉院任教。任教一个学期以后离川赴南京，进入南京的支那内学院，依欧阳竟无先生研究佛学。1936年，在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任教。

1937年抗战爆发后，支那内学院西迁四川，巨赞离开内学院，奔走于福建、香港、广东、湖南等地，曾在广东南华寺亲近虚云老和尚，后由广东转赴湖南衡阳的南岳，组织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8年应邀去湖南南岳华严研究社讲学，经田汉介绍结识时任西南游击干训班副教育长的叶剑英。在叶剑英的鼓励下，1939年6月，巨赞法师组织佛教青年服务团奔赴长沙，在街头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受到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徐特立接见。巨赞法师相继在南岳成立“佛教抗战协会”、“佛教青年服务团”、“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等机构，从事组织群众的活动。巨赞法师的老朋友夏衍在主持的《救亡日报》上报道南岳僧伽抗日事迹，夏衍还亲自撰文鼓舞宗教界人士同仇敌忾。田汉见到这条新闻，写给巨赞法师一首诗：“缁衣不着着锦衣，敢向人间惹是非。独惜潇湘春又暮，花前趺坐竟忘归。”太虚大师认为这是佛弟子救国的好榜样，法舫法师、茗山法师等也多次盛赞湖南佛教徒抗战救亡的壮举。此时在南岳工作的周恩来为巨赞法师写下“上马杀贼，下马念佛”的著名题词。徐特立老先生在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多次与巨赞法师交谈，一再规劝他还俗去延安。

由于巨赞法师社会影响日益增强引起当局警惕，个人安全受到威胁。1940年秋，他应广西佛教会理事长道安法师之邀到广西桂林月牙山寺，任广西佛教协会秘书长，主编《狮子吼月刊》，太虚大师曾题诗赞扬《狮子吼》说：“五夜陈风狮子吼，四邻鞭爆海潮音。大声沸涌新年瑞，交织人天祝瑞心！”巨赞法师以寺院作掩护，与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聂绀弩、郭沫若、柳亚子等左派知识分子交往，作为进步知识分子的活动场所。此时，巨赞法师还用如是斋主、缁哉、万均、育之、毓之、周行、鉴安等20多个笔名，为《大公报》、《救亡日报》、《广西日报》等报纸撰写稿件，与此同时撰写了《瑜伽师地论真实义品述记》等佛学论文。1942年到广西桂平西山，任龙华寺主持。1944年，日军大举进攻，连陷长沙、衡阳、柳州，浔贵亦岌岌可危，巨赞法师离开桂平后，赴瑶山，协助瑶王李荣保抗击日寇，歼敌百余，日寇震怒，四处搜寻巨赞法师，曾拘捕梧州北山西竺园清凉法师拷问。巨赞法师到北流任教于战时迁校广西北流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授课之余从事著述《新佛教概论》一书，弘法利生。

抗战胜利后，巨赞法师回杭州灵隐寺，任浙江省及杭州市佛教协会秘书长。1948年，在灵隐寺继会觉法师之后任武林佛学院院长。1948年末，受到国内战事影响，佛学院停办，在此期间，他多次往返香港和上海等地参与民主运动。巨赞法师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同居一室的南怀瑾先生得知这一隐情后，星夜赶往南京，请人设法，才使巨赞法师免于被捕。巨赞法师应香港信众之请，到港讲经，驻锡香港莲社。巨赞法师在香港见到李济深、郭沫若、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等旧友，大家认为不久后全国将解放，佛教现状势难维持，以后究竟如何？大家都很关心。在港期间，巨赞法师受潘汉年委托起草《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由潘汉年派专人送往石家庄。

1949年4月巨赞从香港抵达北京，为改革佛教上书毛泽东及各民主党派，在极乐庵开办北京僧尼学习班。9月巨赞法师作为佛教界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开国元勋们一起参加开国大典。1950年春，在周叔迦等人的赞助下，开办大雄麻袋厂，筹办振新印制厂，组织僧尼生产。1952年参加筹建中国佛教协会，1953年与陈铭枢、赵朴初、吕澂、周叔迦等居士学者，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担任筹备处副主任。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圆瑛法师当选会长，喜饶嘉错当选第一副会长，赵朴初当选第二副会长兼秘书长，巨赞与周叔迦居士当选副秘书长。

1957年，巨赞法师当选佛协副会长，并从事《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有关佛教部分的编审工作，并主编佛教协会机关刊物《现代佛学》。1969年前后入狱，1975年出狱。题诗一首《一九七五年出狱后书感》：“不婚不宦情如洗，独往独来无所求，收拾乾坤归眼底，一肩担却古今愁。”巨赞法师连续当选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1983年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常务委员。1984年，“上马杀贼，下马念佛”的一代爱国高僧巨赞法师病逝于北京，世寿七十七岁，僧腊、戒腊各五十二。巨赞法师圆寂后，邓颖超、李维汉、帕巴拉·格烈朗杰、叶圣陶等送了花圈，习仲勋、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刘澜涛、杨静仁等参加了追悼会。

“两千年佛教之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忍置身事外，任其生灭乎？”巨赞法师勇立时代潮头，续佛慧命，勇于担当，是新时代佛教信徒爱国爱教的学习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