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日报

2018年春节期间,邹凌(左)在海拔4000多米的玉树地震灾区甘达村看望79岁的藏族老人尕旦增。受访者供图

3月5日,作为渔子溪村第一书记的邹凌(左一挥手者)正在给村民开动员大会。本报记者江毅摄

2019年春节期间,邹凌团队在汶川地震震中的映秀镇渔子溪村举行“坝坝宴”,十余年来,邹凌和团队成员坚持每年春节都在渔子溪村度过,通过举办春节晚会、“坝坝宴”等形式,鼓舞人心,帮助群众走出灾难阴影。  受访者供图 记者江毅、轩玉珏、侯鸿博

53岁的邹凌,说话慢条斯理,一米八几的北方汉子,却给人一种很“安静”的感觉。他身边一直带着一双舍不得穿的鞋垫:白底、红花、绿叶,一看就是手工羌绣,左右分别绣着“好人”“平安”四个字。

自从2009年春节,汶川地震震中的映秀镇渔子溪村94岁的高胜地大娘,把这双自己绣了半年的鞋垫交到邹凌手上,11年来它一直陪伴着邹凌这位民营企业家党员和他的团队,辗转25万公里,奔走于汶川、玉树、舟曲、鲁甸、芦山各灾区,扶危助困,传递党的声音。

千里驰援

当群众问这些操着外地口音的汉子从哪里来,胸前佩戴党徽的邹凌微笑着说:天津来的,党派来的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举国哀痛。身为退伍军人和党员、时任天津泰达蓝盾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的邹凌坐不住了,召集企业党员迅速组成救灾小分队。

出发前,邹凌坦言,此去危险重重,绝不勉强。然而,公司没有一个人退缩,大家都以出差的名义,瞒着家人赶往灾区。

邹凌至今还记得,2008年5月17日,他赶到渔子溪村时看到满目疮痍。这个村子就在震中映秀镇旁边的山坡上,240多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有人伤亡。脚下是余震不断的土地,眼前是残垣断壁的村庄、惊魂未定的村民。

邹凌二话不说,拉着队伍就找到了渔子溪的村委会。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帐篷里,两个党支部的牌子竖在一起,所有党员在党旗上签字,佩戴好党徽。在废墟飘扬的党旗下,联合党支部向周围群众郑重宣誓:“有我在,不落下一个人”。

宣誓的手还未放下,所有人泪水已夺眶而出。为给偏远山区的受灾群众送去食物,邹凌小分队每人都背着沉重的物资,许多地方连路都没有了,大家只能手足并用地爬行。在余震落石不断的山间,邹凌总是冲在最前面,连续奋战20多个日夜,即使晕倒在废墟,醒来依然如战士般转战各处。

当有群众问这些操着外地口音的汉子从哪里来,胸前佩戴党徽的邹凌微笑着说:天津来的,党派来的。

2009年除夕,大灾后的第一个春节。当时的渔子溪村,幸存下来的人们住进了救灾帐篷,但家没了,不少人的亲人连尸首都无法找到。每逢佳节倍思亲,渔子溪人感到撕心裂肺的痛。

渔子溪村的山坡下,一座地震遇难者的公墓,成了人们寄托哀思的地方。

作为联合党支部负责人之一的邹凌站在人群的最前面。村民的情绪让他感同身受:当年12岁时母亲去世,他的第一个春节也是这么难受,是村里人给自己过的年。

邹凌掏出手机,给远方的哥哥打了个电话:往年除夕都是我给母亲磕头。今年除夕,我想给这里去世的亲人磕个头。

放下电话,这位高大的北方汉子双膝落地,朝着公墓重重地磕了下去,全场哭声一片。这一头,深深地磕进了大家的心里。渔子溪村不少村民至今对此记忆犹新:看着这个大汉跪下的那一刻,我们真的感觉成了一家人。

从那时开始,每一个除夕,邹凌都在渔子溪度过,组织村民排演节目,驱散阴霾。任何村民有了困难,邹凌都会全力帮助。这里已经成了邹凌的第二个家。

记者随着他在村子里转悠时,10岁的刘美惠和马欣怡正好放学路过,“邹爷爷!”两个小朋友一脸惊喜地跑过来一头扎进邹凌怀里。

“我刚到这里时,村里好多小孩都没出生,一晃眼他们都喊我爷爷了。”邹凌感慨地说。

见到邹凌,今年90多岁的雷奶奶本来有些老花的眼睛突然放出光:“你又来了哇,怎么咳嗽了?是不是感冒了?”隔壁邻居告诉记者,老太太经常会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留下来,就等着下一次见到邹总的时候给他。

2012年,邹凌接到渔子溪村曾经的老村主任马锡章的电话:老邹,我得了白血病,可能活不了多久啦,也不知咱俩还能见最后一面不?

抗震救灾时,邹凌和老马住一个帐篷。老马一把年纪了,每天晚上围着村子转,提醒大家防火防盗。

“这样的好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等死。”邹凌联系医疗专家连夜赶到村里,后来又专程把老马和家人接到天津进行治疗。

老马的爱人王秀萍回忆:“治疗花费巨大,全都是老邹自掏腰包。到最后我们自己都想放弃了,让老马留口气回家吧。但是老邹一直坚持,两周后真的出现了奇迹,老马好起来了。”在死神手中捡回一条命后,邹凌又每年定时往老马儿媳妇卡上打钱买药,直到去年老马骑车发生意外去世。

“马锡章这6年的命,是老邹给的。”王秀萍抹着眼泪说。

雪中送炭

“我是苦日子里过来的,赶上如今这个好时代,让好人都过上好日子是我的心愿”

十余年如一日,将千里外的一群原本素不相识的人当做亲人一样对待,究竟需要一种怎样的情怀?或许在邹凌的成长经历中能找到部分答案。

1966年,邹凌出生于天津与河北交界处的农村,家里条件不好,他是4个孩子中的老幺。父亲长期患病卧床,靠着母亲种地拉扯着一大家子人。

青少年时代的几件事情让邹凌刻骨铭心。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时兴照相,但一张得花2毛钱。母亲为难了半天,最后一咬牙说,这个月家里不吃酱油了,让你照个相。

“当时3个同学一起去照相馆,大家都穷,我想了个点子,3个人照个合影,每个人站开一点,洗出照片来再裁成3张,一共只花2毛1。我得意地拿着省下来的1毛3分钱回去给母亲邀功,结果她一把抱住我大哭起来,说父母没本事,让孩子受苦。实际上那个时候,整个国家都穷。”

七八岁时的邹凌已开始帮大人分担生活重担。家里一个月能攒下一篮子鸡蛋,邹凌拎着走上10里地到附近镇上偷偷地卖,卖掉后家里才有钱吃盐吃面。“那会儿没有市场经济,卖个鸡蛋都算‘投机倒把’。”

邹凌记得,总有一个戴着红袖章的老头来追,追上了就把鸡蛋一个一个摔碎在地上,邹凌只能在一旁大哭。

直到有一天,邹凌又偷偷卖鸡蛋时,遇到一群小混混来抢鸡蛋,那个戴红袖章的老头又出现了,一声大吼抢回了鸡蛋,赶跑了小混混。

邹凌一见到他又哭起来了,以为这篮子鸡蛋还是保不住。没想到老头说:从今天起我不摔你的鸡蛋了,国家有政策了,以后要卖鸡蛋就到附近那个市场,每个月交1.3元管理费,想卖多久都可以。

“小时候我以为最坏的人就是那个红袖章老头,后来才逐渐明白,他其实也是个好人,不然也不会帮我赶走坏蛋。只不过每个人的命运,都和国运绑在一起,没有好政策,个人再怎么挣扎也没用。”邹凌说。

母亲去世后,村里人轮流照顾邹凌,上学、参军、立功、入党,后又“农转非”,干过电焊工、砂轮工。在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后的第一个月,邹凌又成了第一批停薪留职下海的公务员。

邹凌坦言,成长经历让他明白: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紧密相连。没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就没有今天的他;没有帮助过他的那些好心人,同样也不会有今天的他。

“我是苦日子里过来的,赶上如今这个好时代,让好人都过上好日子是我的心愿。”

渔子溪村党支部书记马道辉说,这几年邹凌在村里投资了许多项目。总投资400万的栖溪山景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已经建好营业,为村里提供了15个就业岗位。计划投资500万的矿泉水厂目前已开始建设施工。除此之外,村上70岁以上的老人每天都有免费营养餐,邹凌还要投资300万从山下映秀镇莞香广场修一座300米长的电动扶梯到村里,方便村民出行和拉动旅游。

“这些项目的投资都是邹凌自掏腰包,他真的是一个雪中送炭的人。”抗震救灾时就认识邹凌的映秀镇党委书记蔡代敏说,“10年前灾后重建,我们这里大把赚钱机会,邹凌却只是默默地在背后出钱出力做好事,现在我们遇到转型发展的瓶颈,邹凌又拿出真金白银帮我们发展产业。”

恩人变亲人

“邹爷爷是地震后这么多年来,唯一坚持到现在每年都会来这里的人。我们早就当他是亲人了”

站在如今的渔子溪村往下望,山下是一排排白墙黑瓦建筑的映秀镇,山上积雪已渐渐消融,村中许多农户正笑着往新办的农家乐搬家具,当年的满目疮痍早已换了人间。

亲眼看着渔子溪的村民,从废墟间的帐篷,搬进板房,又搬进如今风格统一的羌族民居,这变化让邹凌感到很欣慰,更重要的是,精气神又回到了大家的身上。

事实上,在大灾后的最初那段日子,渔子溪人也经历过迷茫和低沉。村里不少村民经历了家毁人亡,心情十分消极,对生活和未来失去了信心,一些人整日发呆,一些人成天在板房里打牌消磨时间。

“邹凌到我们这里后,不仅给了村民很多经济帮助,更给了大家心理和精神上的帮助。”马道辉说,“邹凌经常找村民拉家常、谈心,鼓励大家振作努力,才对得起全国的爱心帮助。他和村干部一起,让村民逐渐走出了灾难的阴影。”

村民蒋远群和丈夫李家福在地震中失去了一双儿女,原本是村里出了名勤劳的两口子完全绝望。“他对我们家特别关心,经常开导鼓励我们向前看。”蒋远群已经不记得邹凌多少次找她和丈夫谈心,但可以肯定的是,邹凌陪伴他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间。

如今,夫妻俩已经有了一个9岁的儿子,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是他让我们这一家重新看到希望。现在每次见到他,我们都特别高兴,觉得像见到了自己的家人。”

今年21岁的马菁明是2008年被救出来的幸存者之一,邹凌每年来渔子溪村,都会抱着他和另外两个小朋友合张影。

“邹爷爷是地震后这么多年来,唯一坚持到现在每年都会来这里的人。我们早就当他是亲人了。”小马告诉记者,“当年自己是被解放军叔叔救出来的,邹爷爷也当过解放军。我立下愿望一定要像他们那样做一个对社会、对别人有用的人。”

再过不久,小马就要去深圳当一名消防员,尽管没能实现参军愿望,但同样是战士。“我一定不辜负邹爷爷对我的期望。”

尽管是一位民营企业家,但邹凌早在十几年前就主动在企业建立了党支部,并且十余年来一直以村企党支部联建的形式,帮助渔子溪村灾后重建。

汶川县委书记张通荣说:灾后重建不光是物质的重建,更重要的是精神和信念的重建。邹凌给老百姓物质帮助的同时,以党组织的形式开展各项工作,使老百姓感觉党和国家一直在陪伴、关心着他们,也让他们更爱党爱国,实现了精神的“站立”,灾后有了幸福感。渔子溪村从过去民风不良,爱上访的“问题村”变成了远近闻名、人人羡慕的“四好村”。

信仰践行者

他去玉树,从机场开始,周边群众就自发前去迎接,一路上献上的哈达多达3000条。每次从渔子溪村离开时,村民排队放鞭炮的队伍延伸到几里外的山坡下

邹凌身边有一只黑色尼龙公文包,边角已经磨损了不少,常年在外,里面装着不少药品。

“这个包他用了十几年。谁能想到这么一个民企大老板,这些年在全国灾区投入的扶贫助困资金过了亿,戴的手表才200块。”邹凌的团队成员贺炯十分感慨,“他一直都是以一名党员的标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跟着他做好事,心里踏实。”

实际上,除了渔子溪村,其他灾区很多群众并不知道邹凌的名字,只是对一个戴着党徽的大个子印象很深。有人问邹凌,十来年每年都在外面过春节,坚持得很辛苦吧?

但邹凌却没这么想过:看到好人过上好日子,我的心里就踏实,除了年岁渐长,翻雪山有些辛苦外,我心里是很高兴的。我们戴着党徽,做这些好事,老百姓不仅是说我个人好,更多的是说国家好、党好,这是我作为一个党员最自豪的。

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邹凌去玉树的时候,从机场开始,周边群众就自发前去迎接,一路上献上的哈达多达3000条。邹凌每次从渔子溪村离开时,村民排队放鞭炮的队伍延伸到几里外的山坡下。

舟曲泥石流灾害发生时,年仅14岁的尚蕊丽全家8口人,就活下来她一个。从救灾时起邹凌就一直关注着这个女孩。2016年初,考上卫校的小尚遇到一个难题:学校开学时要开家长会,然而她已孤身一人。

彷徨无助的女孩鼓足勇气给邹凌发了一个短信,问他能不能帮帮自己。收到消息的邹凌二话不说飞到甘肃,作为家长参会。见到邹凌的那一刻,尚蕊丽泪流满面,她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亲人”。

作为一个企业家,邹凌的业务远拓海外,很早就在非洲赞比亚投资兴业。他的这种“大爱”情怀,同样飞跃重洋,为中国的国际形象赢得了赞比亚人民的交口称赞。

赞比亚首都卢萨卡郊外的Open Arms孤儿院,一有中国人到来,孩子们总围拢过来比画着大拇指,因为他们知道一个大个子中国叔叔“Uncle Zou”长期帮助他们。

助养470多名孤儿;打下300口水井,解决6万人饮水困难;扩建艾滋病医院;保护部落文化;救助赞比亚籍员工亲属;教当地人种棉花,增加2000多个就业岗位……

一件件好事让中国人的形象在当地不断提升。贺炯告诉记者:邹总经常给我们讲,每一家中国企业、每一个中国人,走出国门就是“国家名片”。我们不仅要别人现在说中国好,还要10年、50年后还说我们好。赞比亚首任总统卡翁达对邹凌高度评价:从邹凌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非友谊的未来。联合国前任秘书长潘基文听说了邹凌的事迹后,欣然为他题词:社会公仆、合作先锋。

张通荣也认识邹凌十余年了,这些年邹凌的奉献张通荣都看在眼里:“这是一个真正用行动践行共产党员信仰的人。通过自己的成长经历,邹凌将对祖国的深情转化为对这里老百姓的爱。他身上闪现的信仰的力量,感染着周围所有人。”

“映秀灾后重建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对外窗口。这些年也有不少外国游客到过这里,也提出过问题,为何中国能这么快在一片废墟里建起新的城镇,我总是自豪地告诉他们,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有我们的信仰,邹凌团队正是这种信仰的实践者。”

采访中记者深刻感觉到,特定的环境下,一个人的激情迸发也许并不特别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的激情会慢慢消磨,唯有真正有信仰的人,才会在激情消退后,将一言一行化为无声细雨,默默滋润着人心。

2018年渔子溪村人均收入已超过2万,当上村第一书记后,邹凌将个人投资建设的村矿泉水厂股份无偿分给247户村民。“水厂建好之后,到映秀的游客随时随地都能喝上直饮水,未来我们还要整合汶川的特色农产品,进一步改造村里休闲旅游设施,渔子溪人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记者在渔子溪村采访时,正赶上村民联名给映秀镇政府上书请愿:请求将邹凌的户籍迁入映秀。请愿书后面的签名密密麻麻,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心愿:让“恩人”真正变成“亲人”。

听到这个消息的邹凌,神情既意外又自豪。没有过多地犹豫,他点点头,轻轻地说了声:“好,迁吧。”记者江毅、轩玉珏、侯鸿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