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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对美国实施细菌战的抗击举措和制胜经验

2024-04-07 23:04:27 阅读(12033)

「导读」美国在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曾实施过细菌战,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成为国际社会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爱好和平的人士、历史学家和有关媒体曾在战后四十多年到中国采访健在的抗美援朝老兵,通过口述历史和影像记录美国的细菌战罪行。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对美国实施细菌战的抗击举措和制胜经验

作者/温海波 牟岱 张恩强

摘要:美国在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曾实施过细菌战,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成为国际社会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爱好和平的人士、历史学家和有关媒体曾在战后四十多年到中国采访健在的抗美援朝老兵,通过口述历史和影像记录美国的细菌战罪行。到目前为止,美国这种反人类的战争罪行一直没有得到深入研究和揭露,依据国内外史料文献,重点研究了抗美援朝期间美国实施细菌战的查对和考证档案文献,还原了抗美援朝时期,美国在东北边境地区及朝鲜实施的细菌战的反人类行径和对我国的影响,梳理出我国边境地区应对美国细菌战的一些办法,也通过考察历史文献总结了中国应对美国细菌战的一些经验,成功化解了此次疫情危机,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对当今社会的防疫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在抗美援朝战争(美称“朝鲜战争”)中,在朝鲜和中国分别实施了细菌战(亦称“生物战”),特别是在我国东北地区和其它地区先后空投细菌昆虫计46种,另有鸟兽类8种,食品类11种,其它如羽毛、树叶、传单、蜘蛛网状物、粘液物等16种。这些昆虫与杂物带有大量鼠疫、霍乱、炭疽、伤寒等细菌。当时东北地区出现过人、畜突患急症情况,也有大量死亡家畜。已证明与美国撒布菌毒有关。美国实施的细菌战,对我国东北地区产生了恶性循环影响,近些年来东北地区丹东、鞍山等地区不断爆发炭疽病毒,导致大量牲畜死亡和人畜感染,都与美国当初投放的炭疽病毒密切相关。因为东北地区历史上几千年文献记载都没有过这样的细菌病毒。针对美国的反人类战争罪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成为国际社会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加拿大等国家的爱好和平的人士和有关媒体曾在战后四十多年到中国采访健在的抗美援朝老兵,通过口述历史和影像记录美国的细菌战罪行。到目前为止,美国这种反人类的战争罪行一直没有得到深入研究和揭露。

美帝国主义侵朝战争爆发后,就积极策划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1951年底,派遣罪大恶极的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北野政藏和若松次郎等到朝鲜战地从事细菌战活动。[①] 1952年初美帝国主义侵略军竟不顾国际法和人类道德,开始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妄想依靠这种灭绝人性的手段来挽救它在战场上的败局。

1952年2月,中共中央基于掌握的情报与证据判断美军已将对朝鲜实施的细菌战并将细菌战扩大到中国境内。为了应对美国细菌战和细菌防疫,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北地区开展了广泛的防范美国细菌战工作,有效控制美国投放的各类细菌和细菌造成的传染病的流行,保证了抗美援朝运动、经济与国防建设等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了抗美援朝正义战争的最终胜利。

东北地区的辽东省 [②]作为抗美援朝战争大后方基地的最前沿,许多市、县地处中朝边界,是志愿军出国作战与人员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战略地位明显,成为美国细菌战攻击的重点地区。本文主要以历史文献考证方法为主,结合中国边境地区为个案研究和田野调查方法为辅,通过查对和考证档案文献和访问抗美援朝健在的老兵,还原了抗美援朝时期,美国实施的细菌战的反人类行径和对我国的影响,梳理了我国边境地区抗击美国细菌战的一些办法,也通过考察历史文献总结了中国抗击美国细菌战的一些制胜经验。

一、美国在中朝边境地区实施细菌战的证据

美军在朝鲜北部战场实施了细菌战后,我国高度重视,为防备美军将细菌战扩大到中国境内,制定了详细的应对策略。随着美军细菌战不断升级,中国国内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边境地区辽东省对于战争有着重要战略地位,成为美军细菌战攻击的重要目标。为此,全省迅速地展开了紧急防范工作。

(一)中共中央对美军在中国境内实施细菌战罪行的公布

根据朝鲜前线的报告,1952年1月28日美军在江原道尹川东南的龙沼洞、龙水洞等地区大量撒放了黑蝇、跳蚤、壁虱后,1月29日、2月份的11日、13日、15日、16日、17日又陆续在尹川、铁原、金化、平康、北汉江以东、平康的上甲里和下甲里等地区又撒布苍蝇、跳蚤、蜘蛛、蚂蚁、蚱蜢等毒虫,后经化验已证明含有鼠疫、霍乱及其他病菌。总参谋部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并告知美军在朝鲜实施了细菌战。[③]1952年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朴宪永外务相抗议美国政府实施细菌战,表达了中国人民愿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反人类罪行而斗争到底的决心。[④]3月8日,周恩来再次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军自2月29日起至3月5日止,先后派军用飞机侵入中国东北领空撒布大量传播细菌昆虫,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起来制止美国政府这种疯狂的罪恶行为。[⑤] 从3月7日开始,《人民日报》权威发布美军利用飞机向中国境内投掷毒虫毒物的消息。报道的内容包括了美机入侵的时间,飞机批次,撒布毒虫毒物的地点及种类等详细信息。全国各地主要媒体对此消息都相继进行了转载。截至3月21日,《人民日报》对美军实施细菌战的情况进行了6次集中报道,其中5次报道与东北边境地区有关。 [⑥]从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东北辽东省遭受美国细菌战攻击次数最多,范围最广。

在此之前,从1950年8月27日起,辽东省不断遭受美军飞机侵袭。美军作战飞机不断非法侵入中国领土上空进行侦察,并且对建筑物、车站、车辆进行扫射与轰炸,不仅造成中国财产的损失,而且导致中国境内的普通群众伤亡。[⑦]志愿军出国作战后,美军对辽东省边境地区的空袭与日俱增,其目的就是要切断志愿军的补给线。地处中朝边境的安东市、通化市等地受到极大的威胁,直接导致部分重点企业的搬迁,重要物资及城市大量人口的疏散。直到1952年判定此次美军实施细菌战具有试验性与威胁性,散布的昆虫种类甚多,毒物甚杂,方法不一,地区甚广。[⑧] 中央防疫委员会向中共中央报告,美机在我国境内撒布细菌昆虫的分布范围北至讷河、克山、南至庄河、复县(瓦房店),东至长白、安东,西至阜新、锦州。侵犯领空的频次也更是加紧,“到八月七日为止的八天中(从7月31日到8月7日),美军飞机七十九批在中国领空曾作了三百九十八架次的突袭。”[⑨] 这一时期,边境地区辽东省各地均发现了可疑的昆虫与杂物,在遭受美机撒布细菌毒虫的部分地区相继发生人、畜因细菌传染而患病或死亡的事件。[⑩]

美军在朝鲜战场和中国实施的细菌战,违背了正义与良知,违背战争与惯例,激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强烈反对。2月26日,辽东省抗美援朝分会等人民团体分别发表声明,抗议美帝国主义散布细菌的罪行。2月27日,沈阳抗美援朝分会发表声明,抗议美国政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3月7日,辽东省各人民团体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国空军在安东、抚顺、宽甸等地撒布细菌的罪行。抚顺市抗美援朝分会在3月12日召开第七次委员会议,通过决议:“号召全市人民行动起来,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而斗争。”3月13日,沈阳十六万人民示威游行,“对美军在沈阳等城市投撒细菌表示极大义愤,同声指责美国破坏国际公法,残杀中朝人民企图扩大侵略暴行,要求惩办美国细菌战的组织和执行者。”[11]

对于中国政府的声明及其对美国的细菌战的控诉抗议活动,美国当局开始沉默,继而百般抵赖。2月26日,由美国第8集团军一位“负责军官”出面,否认美军的细菌行为。3月4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进行细菌战,说道“共产党正力图通过共产党宣传中所有的各种手段来使朝鲜人民和世界人民相信联合国军正在朝鲜使用细菌战”[12] 。并声称:“我们从前已听到过这种关于朝鲜的细菌战的消息。如果不是因为共产党适在他们拖延停战谈判的当儿向全世界散播这种指责,我们原用不着再加以否认。因此,我愿明白地、毫不含糊地声明:这些指责是完全不真实的;联合国军过去没有进行过现在也没有进行任何种类的细菌战。”[13]还进一步反诬说,“共产党无力照顾他们控制下的人民的健康,其结果似乎已造成了严重的鼠疫流行病。共产党不愿承认和担负其应负的责任,正在企图归咎于某种想入非非的联合国军的阴谋。”[14]东京的“联合国军”总部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也纷纷否认美军细菌战的行为,并说这是“共产党的宣传”。[15]

为了彻底戳穿美国的抵赖,揭露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真相,国内外各界纷纷组织调查团对美军的这一罪行开展调查。3月中旬,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发起各党派和各学科代表70余名组成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从北京出发到东北及朝鲜各地调查,汇集了美国侵略者所投放与散布的各种毒虫、毒物和细菌弹壳等。同时“在调查中,我们已经将大量的人证、物证拍摄成照片与电影,并已将见证人的谈话做了录音。”[16]

3月3日至19日由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中国、比利时、巴西、波兰等八个国家著名的法学家组成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在辽东省安东、宽甸等地进行重点调查、取证工作,并在4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调查团在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的文章,题目为《布兰德魏纳报告美军细菌罪行调查结果——抗议美国侵略者威胁世界和平的侵略行动》,文章表述道:“一九五二年三月中,中国东北的南部各地(大部分距朝鲜边境很远),发现并证实了各类虫子的反常出现。”[17]

此后,中国又迎来开展细菌战调查最具权威的国内外调查团——国际科学委员会成员(由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生物科学家李约瑟博士率领,任伯力日本细菌战犯审讯的首席苏联医学专家茹科夫·维勒斯尼科夫院士;法国教授马戴尔;意大利教授欧利佛和助教葛拉求西;巴西教授贝索亚及夫人,中国钱三强、朝鲜专家以及部分工作人员),委员完成《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及附件》(以下简称《报告书》)调查报告。《报告书》由八国语言合作写成,科学、专业、详实地记录当时的美军在东北地区的进行细菌战的事实。其中《报告书》记载了“宽甸事件”[18]与“辽东辽西事件(呼吸道炭疽病)” [19]两个案例直接都与边境地区的辽东省有关。此外,《报告书》附件中《沈阳市自然生长之蝇类是否带有肠系病原菌及炭疽杆菌之调查报告》(附件五);《沈阳市及宽甸之本地鹅毛是否带有炭疽杆菌之调查报告》(附件六);《关于美军飞机所撒布昆虫的资料》(附件七乙)均详细记录了具体什么时间(空情联系)、撒布的昆虫种类(资料显示为15种)、散布的地区图、目击证人、发现现场的反常、出现的季节反常、出现的数量反常、群落关系的反常、地理分布的反常等。[20]国际科学委员会成员在求证方面也做足了工作,《报告书》中《关于美军飞机在辽东省宽甸县投下的白垩质细菌弹的报告》(附件第二十二)特别附上白垩质细菌弹外形研究、X射线分析报告、光谱分析报告、化学分析报告、昆虫鉴定报告、细菌检验报告以及八张1952年3月21日宽甸中学李思俭向调查团报告他发现该细菌容器的指认现场、与前日本“七三一”部队制造的形制相同的细菌弹、带细菌的昆虫直接证据的图片等。《由美军飞机侵入东北地区后所发生的呼吸道炭疽病与出血性炭疽病脑膜炎的报告》(附件二十七)详细地记载了带菌昆虫及其它物证、分离出各菌株形状、感染炭疽病的具体实例、细菌学检查结果报告等等。医学讨论后最终结论为“一、在满井(现今辽宁省昌图附近)、沈阳、辽阳、鞍山和安东县等地,不论在人和牲畜,炭疽病是很少见的。但自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十六日不及一个月的期间内,呼吸道感染的炭疽病连续发生。这是一种极为反常的事件。......四、综合上述的事实,我们断定这种炭疽病是由美国政府进行细菌战所造成的。”[21]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中《关于辽东及辽西省美军飞机撒布炭疽杆菌并引起死亡事件的听闻录》(附件二十七、二十八)重点记述1952年3月21日上午11时许,辽东边境的安东县长山区双山东村(现今丹东东港)村长吴景明及农民姜文昌看到美军三架喷气式飞机(经证实F-86型)由西北向东南飞过,并扔下鸡、鸭、鹅毛之类的东西,该村村民田成和(男,44岁)为了好奇搜集后感染炭疽病死亡,经过昆虫学家、细菌学家、病理学家鉴定,羽毛中带有炭疽杆菌接触后感染炭疽败血症死亡。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中《美军飞机侵入后在沈阳发现的新型脑炎的听闻录》(附件三十三)和《沈阳事件(脑炎)的注释》(附件三十五),记述了当时沈阳发生疾病的一般特征,即沈阳日本乙型脑炎发病期典型季节为夏秋二季。当美军飞机入侵时间为3月2日、7日和13日后,3月10日至4月头10天左右沈阳地区出现发病高峰期,且呈现流行的区域比较分散,不集中、不关联现象。通过对死尸病理实验,结论证明,沈阳的脑炎和以往所知道的各种类型完全不同。《报告书》在文末中写道,进过两个多月的工作,在大批首尾连贯的事实面前,委员会得出最终结论:朝鲜及中国东北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22]

权威专家除了在东北地区调查取证外,还搜集了外国人坦白口述的一些有力供词,支撑美国在朝鲜及东北地区实施了细菌战。据被俘的美军中尉凯尼斯·罗埃德·伊纳克(军号:AO—2069988)[23]在《美国战俘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封公开信》提到:我们在1952年1月7日上午3点起飞,4点钟我们在朝鲜黄州投下了两枚细菌弹,5点钟飞返群山.....”[24]被俘美国上校瓦克·麦·马胡林(军号:8658A,美国空军上校)于1953年8月10日的供词写到,美国在朝鲜和中国辽宁等地实施细菌战计划的目的是,“高级当局希望通过这个办法能够影响和谈,并产生一个完满的结果”,“在鸭绿江以南所执行的投掷细菌武器任务的目的是使铁路一带充满了带有细菌的跳蚤、苍蝇和蚊子。结果,就使企图修复铁路的工人们的工作受到阻碍。这些突然出现的跳蚤、苍蝇和蚊子,会使人们惊惶,因为在季节上说,这是反常的。袭击安东及大东沟附近的目的是要使该地充满了细菌,以防止由中国东北向北朝鲜运输物资”。[25]后续美被俘人员詹弗兰克·赫·许威布尔(军号:04429)、罗伊·赫·布莱(军号:010450)、姆士·埃·耿诺(军号:AO—1909980)、劳勃脱·尤·马丁(军号:AO—1910991)、戴维德·伊·潘尼(军号:AO—729654)、查理·格·瓦斯(军号:AO—2222690)、威廉·勒·福恩斯(军号:1862639)、劳勃脱·卡·鲁利(军号:929157)、凡士·鲁·弗立克(军号:2208933)、小约翰·格·爱立斯(军号:AO—1862790)、约翰·阿·奥斯本(军号:AO—796188)、华伦·华尔克·勒尔(军号:AO—2223287)、温斯顿·杰·萨梦逊(军号:AO—2223176)在供词中均详细讲述了细菌弹的受训过程、保密制度、投放流程以及在朝鲜和中国境内实施细菌战的经过。1952年7月19日,据新华社报道,在回答比利时驻东京使团团长薛佛勒里的问题时,侵朝美军第八集团军军长范弗里特承认美军在朝鲜和中国领土使用细菌武器,并蓄意拖延谈判。7月20日,《人民日报》为此还发表了《范弗里特供认了美军细菌战的罪行》的短评,强调“美国侵略者对此一直采取无耻抵赖的态度,百般否认他们曾犯有这种为全世界人民所深恶痛绝的滔天罪行,企图欺骗世人。现在范佛里特的秘密供词,再一次证明了美国侵略者对于它的细菌战罪行所进行的一切抵赖,都是不值一驳的极端无耻的谰言。”[26]加拿大论坛报在1952年5月5日刊发了时任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在中国生活二十二年的博士詹姆士·艾迪科特(中文名文幼章)的谈话,提到“.....满洲两年以来都不会有过霍乱,但自发现昆虫后,若干中国农民已死于冬季霍乱。”[27]加拿大导演布赖恩·麦肯纳2003年拍摄了一部系列纪录片《朝鲜:未完成的战争》中的第四集《燃烧的土地》中,摄制组采访了詹姆士·艾迪科特之子文忠志,又一次说到“1952年初,中国东北地区多人因莫名其妙的传染性疾病死亡。经调查,这些疾病之前从未在东北地区出现过。在朝鲜战场上,也有越来越多的奇怪病例上报。文忠志称,他的父亲当时几乎无法相信自己所见的东西。”“纪录片还播放了文幼章当年发表的声明,称美军在中国东北和朝鲜投下了细菌武器。”[28]英国坎特博雷教长修乐特·约翰逊,1952年6月28日访问中国讲述了美国细菌战的事实,后期在《我的呼吁》一书中写道基于法律工作者调查团提供的有力证据;所看到的北京与沈阳的科学性展览会;与世界著名的细菌学、科学家、医学家的谈话;本人亲身到东北三个受害地点的实地调查,最终得出结论:确信美国飞机曾在中国东北投掷细菌弹。[29]1998年11月加拿大历史学家斯迪芬·恩迪克特(Stephen Endicott)和爱德华·哈格曼(Edward Hagerman)在《美国与生物战:冷战初期和朝鲜的秘密》(The United States and Biological Warfare: Secrets from the Early Cold War and Korea)一书提到:“尽管有些文件已经被粉碎,有些则在无意中丢失或毁坏,还有一些预计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被公开,但仍有一系列记录在案的间接证据表明,中情局密切参与了朝鲜战争期间秘密使用生物武器的行动计划,而且生物武器可以进入一个广泛的秘密机构来实施这些计划。(原文:Though some documents have been shredded, others have been inadvertently lost or destroyed, and others are not expected to be opened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re is nevertheless a trail of documented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that the CIA was closely involved in operational planning for the covert use of biological weapons during the Korean War, and that it had access to an extensive covert structure to implement these plans.)”[30]2022年3月23日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凯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细菌战。这是基于多年来数百名目击者向不同调查人员提供的证据、美国国防部未经审查的可以查阅的文件、CIA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期间美方截获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联络记录以及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关于细菌战行动的一些近代声明。”[31]

(二)我国抗击美国细菌战的主要对策

我国从朝鲜前线获悉美军在朝鲜战场可能撒布了带细菌昆虫的报告后[32],立即着手就前线和后方如何实施防疫,怎样开展反细菌战,进行了反复研究和周密部署。我国第一时间发出指示,要求朝鲜战场进行防疫动员,东北加强戒备。1952年2月23日毛泽东批准了反细菌战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的方案。全国目前处在反细菌战的准备和预防阶段,根据事态的发展,决定全国是否进入全面采取紧急措施阶段。 [33]在预备阶段,先后成立了志愿军总防疫委员会与东北防疫委员会以备不测。此后,美军无视我国的控诉,继续派飞机多次将带细菌昆虫和媒介物投掷到我国的东北、青岛等地。面对美军将细菌战扩大到中国境内的情况,3月初,周恩来多次召集聂荣臻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针对美军实施的细菌战,商议应对之策。为了全面领导和组织反细菌战的工作,3月14日成立了由周恩来担任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 [34]由此,我国进入了反击美国细菌战的全面采取紧急措施阶段。

3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要求“在动员人民反对细菌战、进行灭虫消毒的防疫运动时,‘要教育人民既不麻痹,也不恐慌,使一切防疫力量都能有效地用在紧急措施上面……。’”[35] 3月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发布《反细菌战指示》,规定朝鲜为疫区,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华北、华东、中南内地及西北、西南为防疫准备区。在国内,东北地区发生疫情的危险等级最高。按照《反细菌战指示》的要求,“紧急防疫区应加强对朝鲜国境江口检疫工作,严格交通管理;进行卫生侦察,在重要城市、交通线上敌人散布昆虫区域实行普遍预防注射。”[36] 《指示》发出后,除西南外,各大行政区及沿海省市也先后成立防疫委员会,具体负责各地的防疫工作。[37] 春季来临,各种瘟疫极易流行。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军政首长应亲自领导,督促检查,加强防疫阵容,做好群众宣传工作”。[38]

宣传工作在反细菌战的斗争中极为重要。我国于1952年2月21日、3月7日发表了《中央关于反对美帝进行细菌战的宣传指示》《中央关于反对美帝细菌战的宣传应注意事项的指示》两个文件,初步明确了宣传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反细菌战指示》中提出防疫宣传应与反对美军细菌战结合进行。在上述文件的基础上,3月27日发表的《中央宣传部关于防疫宣传工作的指示》中规定:严格遵守保密纪律,“要做到既能达到教育和动员群众的目的,又能不致泄漏国际秘密,并杜绝敌人造谣之可能。”在面向广大群众的宣传中,一方面注意收集揭露敌人进行细菌战的罪证,宣传我们必将打败敌人细菌战的思想,另一方面介绍防疫知识及应对细菌战的常识,动员群众参加防疫卫生行动,克服目前已在各地发生的恐慌状态和畏惧心理。文件进一步强调:“这种政治宣传,必须结合各种实际工作,采取各种方式,反复不断地进行。”[39]

东北地区尤其是辽东省虽然已经成为美军实施细菌战的重点目标。为防止美军细菌战的破坏,预防省内细菌引发的传染病疫情大规模爆发与流行,辽东省迅速而彻底地开展了紧急防范工作,赢得了反击美国细菌诱发传染病的主动权,并担负起了全国反细菌战的重任。

二、我国抗击美国细菌战的具体措施

为了及时有效地应对美国细菌战,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中央在我国东北边境省份重点是辽东省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应对细菌战的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成立各级细菌防疫领导机构及制定应对政策

时任中华医学会总会理事长付连璋号召全国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积极行动起来,走向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争的最前线。因此一大批中国医药卫生工作者和科学家支援辽东省。同时辽东省委、省政府也高度重视防疫工作,自上而下成立了各级防疫领导机构,制定防疫政策,组织并领导群众开展防疫抗疫工作。

按照中央东北局及中华医学会总会的指示要求,1952年3月初辽东省迅速成立了省防疫委员会。其成员主要由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组成。省防疫委员会积极协调各部门,集中全省的人力、物力、财力,统一指导全省开展防疫工作。在省防疫委员会的指导下,各市、县、区、村普遍成立防疫委员会或防疫指挥部,由政府及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指挥,领导当地与本系统的防疫抗疫工作。如宽甸县成立由县长胡安担任总指挥的防疫委员会。全县13个区,1个镇,257个村成立了防疫委员会,由各区长、镇长、村长任指挥,县直属单位成立了本系统防疫委员会,由单位领导任指挥。[40] 安东市于1952年3月5日晚23时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以段永杰副市长为总指挥的安东市人民防疫委员会。全市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区街相继成立了132个基层防委会,有委员1366名,卫生组长1665名。[41]随着全省各地基层防疫委员会相继成立,防疫工作延伸到全省的每一处,覆盖到每一人。

省防疫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着手制定防疫政策,并对防疫工作的中心任务提出具体要求。一是美机撒布细菌毒虫的地区,各级防疫委员会,要大力组织群众,利用各种办法,扑杀美国侵略者撒下来的细菌毒虫;二是组织群众站岗放哨,监视敌机行动,发现敌机撒下细菌毒虫,要随时报告,以便及时扑灭;三是发动全体群众展开捕蝇、灭蚤、捉鼠,……及清扫运动,做好清洁卫生,以防疾病发生。[42] 同时各地防疫委员会制定并完善了防疫政策。如宽甸县防疫委会发出《加强防疫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县在做好宣传和检查工作基础上,广泛开展捕虫运动。[43]凤城县防疫委员为明确各区防疫报告的程序,相继颁布了《关于防疫报告制度》《关于毒虫、毒物来源报告要求内容》《关于发现毒虫、毒物处理及送县办法的通知》等文件。 [44]随着全省及各地防范细菌病政策的相继出台,为反击美国细菌战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宣传细菌战带来的传染病防控知识

美国在东北地区实施细菌战伊始,全国各类专业核心刊物纷纷带头宣传细菌战带来的传染病防控知识,王文仲在东北医学出版社出版的《怎样反对细菌战》(1952年3月)、中山大学医学院中山医报社出版《中山医报——反细菌战专号》(1952年4月)、同济大学杜公振、杨超前主编的《大众医学——反对美帝细菌战专号》(1952年5月)、中国科学院出版的《科学通报——反对细菌战特刊》(1952年12月)等刊物,对美国在东北实施细菌战的区域、细菌的种类、传播途径、病理学以及预防与防治方面的进行专业论述和经验推广,并号召广大医务工作者始终“站在医疗岗位上,加紧防疫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防疫技术,大量制造疫苗,组织大批防疫队到朝鲜前线给美国侵略者的细菌战以有力的回击。” [45]

辽东省以传染病防控工作为导向,动员组织一切宣传力量,运用报纸、广播、报告会、口头宣传、漫画、文艺演出等多种宣传形式,开展了群众性的宣传教育活动。《辽东大众》作为辽东省委机关报以其权威性以及传播广、影响大的特点,在普及群众防控知识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从1952年3月至1952年4月间《辽东大众》先后刊登15期《卫生常识讲座》,针对扑灭毒虫、搞好环境卫生、预防传染病等方面进行详细地介绍。此后,为进一步巩固群众卫生运动的成果,《辽东大众》在1952年8月间先后刊登10期《卫生常识》,主要针对爱国卫生运动的伟大意义、户外卫生、屋内卫生、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等四个方面进行详细讲解。针对部分群众思想困惑,《辽东大众》给予了及时解答,并进行了正确引导。如报纸刊登的《细菌战不可忽视,也不足怕》一文,明确回答了细菌战可以通过注意卫生和预防注射的办法来战胜。 [46]针对各地开展卫生运动不平衡的现象,报纸设立专栏,介绍各地的成功经验,供各地学习。如报纸对宽甸石湖沟南村开展卫生运动的连续报道,影响很大。《人民日报》对石湖沟南村在卫生运动中取得的成功经验进行了转载。 [47]另外,为了能够加深广大群众对传染病防控工作的认识,《辽东大众》刊登了一批防疫为主题的文艺作品,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开展群众的宣传教育。如顺口溜:《鼠疫害》;大鼓调:《扑灭苍蝇》;小演唱:《卫生榜上第一名》;对口莲花落:《兴仁街大清扫》等等。这些文学作品内容生动形象,浅显易懂,成为动员群众开展防控工作的有效手段。辽东省通过从城市到乡村广泛建立的宣传网,及时地将传染病防控知识传达到广大群众中去,纠正群众的错误思想,坚定群众胜利的信心,为群众开展防疫抗疫工作扫清了思想障碍。

(三)强化医疗和卫生防疫机构在反细菌战中的保障作用

重点疫区辽东省加强了医院、卫生院(所)、防疫站等机构建设,使之逐步完善起来,成为防疫的坚实阵地。通过开展卫生防疫培训,全省培训了大量的医生、护士、防疫员及其相关人员,使之成为防疫的骨干力量。

辽东省重视医疗与卫生防疫机构的建设。省会安东市整顿与健全9个卫生院(所),扩建了传染病医院,增设50张床位,并添置了解剖、化验等各种医疗器械, [48]成立了两所由私营医院的医生组成的中、西医联合医院。 [49]市立医院、传染病医院等相关医疗机构接诊疑似传染病患者,对部分人员采取了留验、隔离等措施。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新建东北地区第一个市卫生防疫站——安东市防疫站。防疫站于1952年3月筹建,5月建成使用,下设检验、卫生、消毒等四科,符合化验烈性传染病菌要求。 [50]建成后,该站主要担负起了安东市疫苗接种及病毒检验等各项工作。截至1952年9月,全省公立医院和卫生院增至37处,比1949年增加了10处。区卫生所由1949年的4处增至今年的243处。中心村卫生所有93处。[51] 全省已有77.6%的区镇建立起卫生所,52%的公营工厂建立了卫生所或医务所,30%的城镇有传染病医院或隔离所。[52] 随着全省医疗与卫生防疫机构的不断发展壮大,奠定了防疫工作的基础。

各地广泛开展面向防疫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如安东市举办了医务人员学习班。医生主要以急性传染病的防治为学习重点;护士主要以急性传染病学、传染病的消毒和护理为学习重点;化验员主要以急性传染病有关检验、毒菌学及媒介昆虫学为学习重点;药剂师主要以有关防治传染病及消毒、杀菌药物等知识为学习重点。[53] 全省医务工作者经过参加专业知识的培训,进一步提高了传染性疾病的检验与诊疗水平。为了补充医务人员的不足以及培养基层防疫的骨干力量,各地纷纷举办不同形式的短期训练班。如安东市举办初级卫生员训练班,面向学校和社会招收学员,经过短期训练,培养了一批掌握消毒法、注射法、一般护理和传染病管理等基础医学知识的卫生员。[54] 与此同时,各地针对防疫的需要,纷纷组织短期的学习班,吸纳广大的党团员、干部参与其中,培养了大量初步掌握防疫知识的基层防疫人员。这些迅速培养起来的学员,在防疫的宣传教育、执行政策等方面有力地配合了医务人员开展工作,成为政府在基层防疫工作中的得力助手。

(四)严格实施国境口岸检疫与普及疫苗注射

中央防疫委员会除了发布《反细菌战指示》外,还相继出台了《交通线防疫检查规定》和《关于交通线防疫检查规定的补充指示》,按照发动群众,结合专家;分清缓急;明确不同区域采取不同的措施等原则措施,以山海关和鸭绿江口为重点,实行交通线和交通口的防疫检查与疫苗注射工作。要求在山海关成立“山海关防疫指挥部”的同时,中央防疫委员会进一步明确辽东省作为抗美援朝大后方的最前沿,必须强化出入境管制和国境口岸的卫生检疫工作。反细菌战的担子一直压在鸭绿江岸辽东省国境口岸检疫所上。国境检疫所设有安东、辑安国境卫生(交通)检疫所,下辖检疫站,主要分布于中朝边境地区。检疫工作以陆路检疫为主。凡来往中朝国境各渡口的所有人员一律需要经检疫所进行霍乱、天花、斑疹伤寒等菌苗的接种,对货物列车及货物进行检疫和消毒。 [55]面对辽东省国境口岸检疫工作繁重的实际情况,东北卫生部与东北军区先后派来防疫队(第五中队)协助开展检疫工作。1952年6月13日安东市成立国境检疫指挥部,辽东省委书记兼辽东省军区政委张启龙任总指挥,具体负责河口、马市台、江桥、火车站的检疫。指挥部下设留验所,所内设检诊、消毒、接种、留检、隔离室、淋浴室和消毒库。 [56]当时朝鲜被划为疫区,对由朝鲜入境人员及列车检疫,采取初检和复检互相配合的原则。初检主要针对各检疫站入境人员及物资实施检查。初检时,除查验外还要检查预防接种证书和进行预防接种、消毒、除虫、患者处理等工作。复检工作由机动检查组负责对停留在各接待站的入境人员的复检、预防接种、消毒、除虫、患者处理及卫生宣传等工作。对发现传染病患者(包括疑似的患者),采取留验检查或隔离治疗。针对公路汽车检疫,则以视诊检疫为主,根据情况检查有关的证书(如预防接种证书等)或进行其他卫生处理。 [57]据统计,仅1952年3月至9月共计检验毒虫43种152件,毒物13种23件,动物10种36件,患者2种46件,有些材料检疫出炭疽杆菌。[58]国境卫生检疫所充分发挥检验检疫职能,守住了国门,得到当时卫生部长李德全的肯定。

开展疫苗注射是预防细菌诱发疫情传播的有效手段。重点防疫区的辽东省医疗及卫生防疫机构除国境卫生检疫所实施出入境人员疫苗注射外,还主要担负全省疫苗注射的重任。首先,针对美机空投可疑昆虫与杂物的地区实施紧急注射。如宽甸县卫生科、卫协会在全县抽调200多名中、西医医务人员组成的医疗队,协同辽东省防疫专业队伍奔赴全县各地,对被毒虫咬伤、中毒和毒菌感染的人员进行治疗,并对广大群众和学生进行了4次免疫注射,受益人员70355人。 [59]其次,针对重点城市和交通要道进行普遍注射。如安东市动员全市医务人员,深入街道、机关、学校、农村开展大规模的疫苗注射。全市90%以上的人口接种了四联、鼠疫、天花、脑炎、伤寒等疫苗。 [60]1952年3月以后,全省各地在群众中陆续开展了疫苗注射,4月10日前东北完成了485万人的鼠疫预防注射。随着此项工作的大力推进,增强了广大群众的免疫能力,大大降低了各种传染病的发病率。

(五)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清洁运动,消除投放细菌的生存环境

根据东北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大力开展环境卫生运动的指示精神,辽东省防疫委员会要求各地发动全体群众开展捕蝇、灭蚤、灭鼠以及环境清扫运动,做好清洁卫生,以防疾病发生。[61] 这项群众参与的卫生运动具有反对美国细菌战,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色彩,被称作“爱国卫生运动”。此次运动以消灭病媒虫害以及铲除其滋生环境为主要内容。

全省将消灭病媒虫害作为卫生清洁运动的首要任务。3月初,省政府主席高扬在卫生工作会议中号召各地必须组织各方力量,发动群众,观察研究毒虫的动态,研究抓捕规律,设法扑灭。[62] 各地组成各机关、工矿、学校、团体的干部职工以及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的捕虫队,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扑灭虫害的战斗。如安东市发动群众,仅用10天时间,扑杀毒虫20.9万公斤。 [63]宽甸县从3月4日至3月22日,共出动71145人,扑杀毒虫46万只。 [64]全省从城镇到乡村形成层层有组织,处处有人抓的局面。捕虫人员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加强了防护措施,并且创造了许多捕虫方法和工具。如捕虫前把袖口、裤脚、领口都绑紧,戴上手套、帽子和口罩;捕虫后配合卫生人员进行全身消毒。[65] 捕虫过程中采用5%的滴滴涕、石油溶剂或其他药溶剂喷杀;用火烧燎;用灯光引虫集中捕打;用口大肚小的网子网虫等方法。 [66]运用这些科学的捕虫办法,不仅确保捕虫人员的安全,而且能够有效地消灭虫害。

为了铲除各种细菌病媒虫害的滋生地,全省大力开展了公共环境与家庭的卫生整治工作。在公共环境治理方面,各地纷纷动员群众参与到清除垃圾、改造与新建厕所、疏通明沟暗渠等方面的工作。如辽阳市动员了七万多民工彻底清理了护城河中的淤泥与垃圾,并且对四大庙广场安装了排水设施。 [67]宽甸县动员了全体村民,从3月到6月末,修建了4万多个厕所,清除了2万多车垃圾,90%的水井安设了井盖。 [68]与此同时,各地积极动员群众对家庭中存在卫生问题进行彻底改正。一时间,“家具大翻身,室内无灰尘”等口号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广大群众不仅对室内外卫生进行及时打扫,保持各个角落清洁,而且普遍注意饮食卫生和个人卫生。如海城县荒岭子村每户家庭的食具常用开水煮烫,孩子大人隔三天洗一回澡,养成喝热水的习惯。 [69]随着全省公共环境卫生和家庭卫生的改善,许多城镇和乡村的苍蝇、蚊子和老鼠等虫害明显减少,有的地方甚至消灭殆尽。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全省各地建立起公共环境卫生专人负责制度,组织群众将卫生工作订入爱国公约,开展群众性的卫生竞赛,并且及时检查与督促,确保城乡公共环境与家庭的卫生整治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并能够保持常态化。

三、我国抗击美国细菌战的历史作用及基本经验

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时,我国边境地区肩负着直接反击美国细菌战的重任,中国政府以举国之力动员全国人民,并在人、物、财等方面提供保障,全力反击美国细菌战,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这项成就是完全可以载入现代战争史册和人类反细菌战史册的。中国政府反击美国发动的现代细菌战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于今后人类反击细菌战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一)我国成功抗击美国细菌战的历史作用

1.构建防范投放细菌的隔离网,成功地为人类探索出了现代细菌战争中防范细菌扩散的物理隔离方法。

针对投放细菌后有可能引发的大面积疾病传染问题,中国政府卫生科学有关部门的医学界、生物学界、昆虫学界、化学界、兽医学界以及农学界密切联系。医疗、防疫以及国境卫生检疫等机构密切配合,形成了防范细菌病毒的合力,构建了传染病防护网,有效预防和控制了当地传染病疫情的爆发,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首先,正如时任中国医学总会理事长付连璋在《我们科学研究工作的重大胜利》中总结的那样,“反对细菌战的工作,无论从规模上。从深度上,从战斗意义上看,都可以说在我们国家科学研究工作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一研究工作集合了我国最优秀的专家,开辟了我们今后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更广阔的道路。”[70]这次反细菌战的胜利,科学家突破过去狭窄的圈子,站在更高的角度、改进科学研究方法,为今后的抗疫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次,医疗与卫生防疫机构配合,主要承担传染病防治。在全省开展了疫苗接种,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免疫能力,大大降低了各种传染病的发病率。仅安东市天花年降低15%;赤痢降低57.19%;副伤寒降低88.89%;斑疹伤寒降低90.52%;流行性乙型脑炎降低50%。 [71]1952年全省各类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明显低于1951年。伴随全省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医务人员诊疗水平大幅提升,传染病治愈率占发病率从1949年的83.3%提高为1952年的95.3%。 [72]最后,国境卫生检疫机构主要负责国境口岸传染病管控。中朝两国人员及物资进出频繁,对由朝鲜入境的人员和物品进行严格的检查,有效阻断国外传染病的传入。1952年安东市国境卫生检疫所共接种各种疫苗14938人次;消毒邮包6592袋;消毒汽车318辆、马车191辆、旧麻袋8975条、旧500件、裘皮34件;出入境人员消毒3973人次;消毒尸体11具。检查出麻疹病、麻风病等传染性疾病。[73]在防护网的作用下,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得到了保障,大大增加了生产上的劳动力,改善了人民生活,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卫生防疫事业发展,更为世界人民探索出了一条防范现代细菌战争的有效方法。

2.强化公共卫生环境基础建设,形成投放细菌无法生存和传播的微生态环境。

针对美国细菌战,我国加大力度大幅改善社会卫生环境。全国在防疫工作中开展了群众卫生运动,主要解决了长期遗留下来影响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公共环境卫生问题,号召人民群众面对细菌病毒养成良好的公共卫生意识和卫生习惯,特别是清除了有可能成为投放病毒的诸多传播载体。仅从1952年3月到9月间,辽东省共捕鼠309万只,捕蝇12.75万斤,捕蚊3千斤,清除垃圾580万吨,修建水井9.14万眼,改修和新建厕所24.95万个。[74] 全省各地的公共卫生环境得到了彻底地改观。广大群众主动打扫自家的庭院和附近的街道,保持了城乡环境的卫生,并且逐步养成了不喝生水、勤洗澡等良好的卫生习惯。各行各业的卫生水平也得到了较大提高,大部分达到国家卫生要求标准。全省不少地区已做到“八净”[75] 和无蝇无鼠,并涌现出许多卫生模范人物和集体。其中,宽甸县与安东市成为全省的模范卫生村和城市,也是东北城乡卫生工作中的先进典范。1952年12月,在全国第二届卫生工作会议上,宽甸县被评为全国卫生运动模范单位;宽甸县长胡安被评为卫生模范。 [76]安东市也被东北局授予了“无蝇城”的称号。 [77]全省的环境卫生、个人卫生成为建国后最好的一年。此后,“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口号深入人心,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一种新风尚。这样就在公共卫生建设上形成了细菌战投放细菌无法生存和传播的微生态环境。

3.树立人类能够战胜细菌战的必胜信念和信心。

在抗击美国细菌战的同时,中国政府始终把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细菌战的认识和培养能够战胜细菌战的必胜信念放在首位,在反击细菌战的斗争中,始终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认识和思想觉悟,人民群众的仇美、鄙美、蔑美的思想达到高潮,坚定了抗击美国细菌战和赢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信心。广大人民群众将对美国的愤怒转化为了抗击细菌战的实际行动。在“打死一个苍蝇就是消灭一个美国鬼子”等口号推动下,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少同上阵,从城镇到乡村广泛开展抗击美帝细菌战、消灭病媒虫害运动,并由此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在运动中群众纷纷表示:坚决搞好环境卫生工作,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争取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78] 各级政府在抗击细菌战过程中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激发了人民群众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精神,广大人民群众的必胜信念和战胜纸老虎的信心在战胜美国细菌战和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发挥了独特作用,也为战后中国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各项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我国成功抗击美国细菌战的基本经验

1.各级政府的合理统筹是战胜美国细菌战的首要法宝。

坚持党的领导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基础。我国和边境地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抗击美国细菌战工作,充分发挥了应对突发事件的决策执行能力,极力破解防疫中遇到的困难。首先,按照中央及东北局关于做好细菌防疫工作的要求,辽东省成立了以省防疫委员会为首由各级防疫委员会构成的防疫体系。省防疫委员会制定切实可行的防控政策,统筹全省资源,进行整体调整,指导各地防疫工作。全省以各地防疫委员会为中心,制定并完善防控政策,具体推动和落实防疫抗疫工作。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作为防疫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亲临一线检查并督促,做到发现问题能够及时解决,从而使每项工作都能得到很好地统筹和协调,确保各地的防疫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其次,辽东省通过自身发展以及争取外援,解决了疾病的检验与诊疗能力弱的问题。辽东省大力地发展了各级医疗与卫生防疫机构,并且以边干边学等方式,短时间内配备了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破解了看病难,入院难,治疗难的困境。在此基础上,辽东省积极争取外部援助,在中央、东北局甚至是苏联的帮助下,解决了部分物资、人员、技术、资金等方面的问题。再次,全省充分利用报纸等传播媒介,尤其是通过党的喉舌,发出党的声音,引领舆论方向。《辽东大众》从正面普及传染病防控知识与回答群众关心的问题,宣传防疫工作取得的成绩与经验,从侧面展现人民群众在防控中的良好的精神面貌,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提高群众防护能力,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促进了防疫抗疫工作在全省迅速而全面地铺开。

2.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战胜细菌战的重要法宝。

任何一个国家要抗击细菌战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力量,广泛开展抗击细菌战的工作。人民群众中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在抗击细菌战工作面临客观条件困难的情况下,我国通过齐民心、聚民力、开民智,使抗击细菌战工作得到广泛而深入地开展。首先,在各级政府的宣传教育与组织下,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能够积极主动地协助卫生防疫等相关人员开展扑灭虫害以及卫生清扫等方面的工作,有效地弥补了辽东省防疫工作中人员、设备的不足情况,使各项防控工作得到及时开展。其次,经过充分的宣传发动工作,广大群众在抗击细菌战工作中积极行动起来,充分发挥了创造性,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有针对性地研制了杀菌灭虫的药剂与工具,为防控工作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再次,我国在抗击细菌战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广大人民群众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深入开展了卫生运动,有效巩固防疫抗疫工作的成果。

3.医疗与卫生防疫人员的专业保障是战胜细菌战的胜利法宝。

医疗与卫生防疫人员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与经验,是抗击美国细菌战的坚强卫士。面对医疗与卫生防疫人员不足的情况下,我国合理利用、妥善安排,充分发挥其主力军作用。首先,全国各地组织广大医疗与卫生防疫人员走到群众中,进行答疑解惑与技术指导。面向群众详细解释政府制定的政策,及时解答群众关于防疫的相关问题,消除了群众心中的疑虑,指导群众正确地开展防疫,参与培养防疫的基层骨干,为党和政府深入开展防疫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我国充分利用医疗与卫生防疫人员的专业技能,在防疫最前线发挥更大作用。在可能发生传染病疫情的地区,省、市、县各级卫生防疫人员积极开展疫情调查、消毒、采样检查等工作。全省医务人员(包括私营医院的医务人员)全面开展对可疑患者的排查,对患病人员开展积极的治疗,并组织了机动防疫队,及时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类疫情。面对大批出入境人员检疫以及传染病疫苗接种等时间紧、任务重的工作时,所有医疗与卫生防疫人员分工合作,发挥了连续作战、不怕辛苦的精神,克服人员少的困难,确保各项艰巨任务顺利完成。

结 语

美国在1941年以来就持续不断地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收罗了德、日细菌战专家合谋干此勾当。当美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一次次失败,进退两难的时候,为了挽回颜面,谋取战略利益最大化,向朝鲜及中国东北境内实施了“又便宜又好”的细菌弹。

这种不顾国际法,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安全,违反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反人类、反文明、反伦理),与正直的科学背道而驰,是全世界有正义的人民一致声讨的。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美国在中国东北境内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卫生水平和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可以说危害是巨大的。但在反细菌战中,我们伟大的党和人民由于决策及时,措施得当,组织严密,东北等地经过七个多月的反细菌战人民战争,不仅彻底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灭绝人性的险恶用心,取得了反细菌战的伟大胜利,而且经过这场运动,科学卫生知识大为普及,人民的卫生水平和健康水平大为提高,东北地区城乡到处呈现出清洁卫生的新气象,疾病显著减少,有些传染病几乎绝迹,给新中国卫生事业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伟大的战争,一定锻造出伟大的精神。中国人民在反细菌斗争中取得的经验、打下的基础、留下的传统,是抗美援朝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永远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简介:温海波,辽东学院辽宁抗美援朝研究中心副教授;毕业于大连海事大学。牟岱,辽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博导,辽宁省文史研究馆员,博士毕业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张恩强,辽东学院辽宁抗美援朝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

说明:本文为2023年辽宁省社会基金重点项目“辽宁党报抗美援朝宣传及其历史经验研究(1950-1953)”(L23ADJ005);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辽宁省抗美援朝文化资源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 (2024lslybkt-140) 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编:《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野战内科卫生防疫),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7,第138页。

[②]1949年初东北行政区域重新划分为6省4直辖市(松江、黑龙江、吉林、辽东、辽西、热河省及沈阳市、抚顺市、鞍山市、本溪市)及旅大区。辽东省是于1949年4月21日组建,全省面积是10.29万平方公里,人口862万余人,共辖5市1专区29县。辖区包括安东市(今丹东市)、营口市、辽阳市、西安市(今辽源市)、通化市和通化专区以及安东县(今东港市)、宽甸县、凤城县(今凤城市)、庄河县(今庄河市)、长白县、辑安县(今集安市)、临江县(今临江市)等29个县,省会安东市。1954年6月东北行政区撤销,8月11日辽东、辽西两省合并成立辽宁省,原辽东省所辖通化专区各县及通化市、辽源市划归吉林省。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第217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第220页。

[⑤]《我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严重抗议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侵犯中国领空的声明》,《人民日报》1952年3月8日,第1版。

[⑥]《不顾我国和全世界人民正义警告美机侵入我东北撒布毒菌美国侵略者必须对其罪行及所引起的后果负全部责任》,《人民日报》1952年3月7日,第1版;《美侵略者竟把细菌战扩展到青岛并继续在我东北地区疯狂撒布细菌毒虫美机六十二架分批窜扰我国东北领空》,《人民日报》1952年3月15日,第1版;《美机继续疯狂侵扰我东北领空并接连在朝鲜咸镜南道撒布带菌毒虫新华社记者报道美机在安东宽甸撒布毒虫情况》,《人民日报》1952年3月18日,第1版;《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各地美国侵略者竟继续撒布细菌毒虫并又在朝鲜前线平康等地施放毒气弹》,《人民日报》1952年3月20日,第1版;《美国侵略者毫无悔祸之心竟继续在我东北撒布带菌毒虫》,《人民日报》1952年3月29日,第1版。

[⑦]刘国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第1卷 1949-1956),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第117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第275页。

[⑨]国际科学委员会编:《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1952,第44页。

[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丹东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鸭绿江畔的丰碑——辽宁抗美援朝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第35页。

[1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21,第226页。

[12]世界知识出版社辑:《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第705页。

[13]世界知识出版社辑:《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第705页。

[14]世界知识出版社辑:《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第705页。

[15]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21,第226页。

[16]中国人民志愿军总会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第948页。

[17]《布兰德魏纳报告美军细菌罪行调查结果——抗议美国侵略者威胁世界和平的侵略行动》,《人民日报》1952年4月3日,第4版。

[18]国际科学委员会编:《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1952,第24页。

[19]国际科学委员会编:《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1952,第25页。

[20]国际科学委员会编:《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1952,附件第253-284页。

[21]国际科学委员会编:《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1952,附件第298页。

[22]国际科学委员会编:《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1952,第49页。

[23]凯尼斯·罗埃德·伊纳克:第三轰炸联队第三轰炸大队第八轰炸中队,B-26领航员,1952年1月13日约23时50分被俘。

[24]《揭穿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真相》(美国战俘的供词),人民出版社,1952,第15页。

[25]《美国空军第四战斗截击机联队第四战斗截击机大队大队长上校瓦克·麦·马胡林的供词》,《人民日报》1953年11月14日,第3版。

[26]《范佛里特供认了美国的细菌战罪行》,《人民日报》1952年7月20日,第1版。

[27]世界知识出版社辑:《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第802页。

[28]《朝鲜:未完成的战争》:美军细菌战证据确凿[EB/OL].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7lpuTOrVtc,2022-04-27。

[29]《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第828页。

[30]Stephen Endicott.Edward Hagerman,The United States and Biological Warfare: Secrets from the Early Cold War and Korea[M],Bloomington:US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8,第142页。

[31]美历史学家:美国正进行秘密生物武器项目[EB/OL]

.http://www.news.cn/mil/2022-03/23/c_1211618589.htm,2022-03-23。

[32]1952年2月4日,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给志愿军、总后勤部、东北军区后勤部的电报《发现虫事报告》一文中提到:一月二十八日晨,三七五团阵地(金谷外远地、龙沼洞、龙水洞)雪的表面发现三种虫,到二十九日晚均死亡。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第219页。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515页。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第226页。

[36]邓铁涛:《中国防疫史》,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第567页。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第277页。

[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第228页。

[39]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第339-340页。

[40]宽甸满族自治县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宽甸卫生志》,内部资料,2000,第331页。

[41]刘启发:《英雄城市英雄人——丹东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资料专辑》,内部资料,1989,第62页。

[42]《辽东省人民政府成立防疫委员会,抚顺、宽甸两县订出具体措施办法》,《辽东大众》1952年3月12日,第1版。

[4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丹东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鸭绿江畔的丰碑——辽宁抗美援朝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第33页。

[44]凤城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辽宁省中共党史学会凤城党史工作站、辽宁省红色记忆史料征编办公室编:《永恒的印记凤城人民支援抗美援朝实录》,(内部资料),2013,第163-164页。

[45]杜公振·杨超前编:《大众医学》(反对美帝细菌战专号),1952年5月1日版,第145页。

[46]《细菌战不可忽视,也不足怕》,《辽东大众》1952年4月4日,第4版。

[47]《辽东宽甸县石湖沟南村的爱国卫生运动》,《人民日报》1952年7月19日,第3版。

[48]《安东市爱国卫生运动的概况》(1952年),丹东市档案馆藏,档案号:8-1-1952-121。

[49]刘仲文:《江城之光》,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第180页。

[50]丹东地方志办公室编:《丹东市志(9)教育、科学、文化、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1876-1985)》,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第491页。

[51]《三年来辽东省各项建设的成就与今后的任务》,《辽东大众》1952年9月23日,第1版。

[52]《发展着的卫生事业》,《辽东大众》1952年9月28日,第6版。

[53]《为通知医院、诊所开展急性传染病学习》(1952),丹东市档案馆藏,档案号:8-1-1952-142。

[54]《安东市第一期初级卫生员训练班总结》(1952),丹东市档案馆藏,档案号:60-1-1953-10。

[55]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吉林省志·卫生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第60页。

[56]丹东地方志办公室编:《丹东市志(9)教育、科学、文化、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1876-1985)》,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第515页。

[57]陈炽昌:《忆丹东口岸抗美援朝时的一段检疫史》,《国境卫生检疫》1983年第6期。

[58]丹东史志办编:《丹东史志》,(内部资料),1987年第三期,第52页。

[59]宽甸满族自治县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宽甸卫生志》,(内部资料),2000,第331-332页。

[60]《卫生运动数据》(1952年),丹东市档案馆藏,档案号:60-1-1952-9。

[61]《辽东省人民政府成立防疫委员会,抚顺、宽甸两县订出具体措施办法》,《辽东大众》1952年3月12日,第1版。

[62]《关于卫生运动讲话》(1952年),丹东市档案馆藏,60-1-1952-9。

[63]丹东地方志办公室编:《丹东市志(9)教育、科学、文化、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1876-1985)》,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第514页。

[6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丹东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鸭绿江畔的丰碑——辽宁抗美援朝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第32页。

[65]《安东市各界人民热烈展开防疫灭菌运动》,《辽东大众》1952年3月24日,第1版。

[66]刘启发:《英雄城市英雄人——丹东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资料专辑》,(内部资料),1989,第64页。

[67]《欣欣向荣的辽阳市》,《辽东大众》1952年9月27日,第2版。

[68]《宽甸县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开展》,《辽东大众》1952年7月11日,第1版。

[69]《一天比一天幸福啊!——记爱国卫生运动中的荒岭子村》,《辽东大众》1952年9月28日,第6版。

[70]科学通讯编辑委员会:《科学通报——反对细菌战特刊》,中国科学院出版社,1952年12月,第256页。

[71]《卫生运动的数据》(1952年),丹东市档案馆藏,档案号:60-1-1952-9。

[72]《发展着的卫生事业》,《辽东大众》1952年9月28日,第6版。

[73]丹东地方志办公室编:《丹东市志(9)教育、科学、文化、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1876-1985)》,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第515页。

[74]《全省爱国卫生运动成绩很大现正继续开展冬季卫生工作》,《辽东大众》1952年12月20日,第1版。

[75]“八净”即孩子、身体、室内、院子、街道、厨房、厕所、牲畜圈都要干净。

[76] 《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在京开幕总结今年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会议选出主席团及全国卫生模范评奖委员会》,《人民日报》1952年12月9日,第1版。

[77]刘启发:《英雄城市英雄人——丹东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资料专辑》,(内部资料),1989,第69页。

[78]《太平洋胡同的爱国防疫卫生运动是怎样开展起来的》,《辽东大众》1952年6月7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