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既鼓励创新、表扬先进，也允许试错、宽容失败，营造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浓郁氛围。”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诸多观念障碍和利益坚冰都亟待冲破，热切呼唤大批不惧风险、敢于担当的改革者急流勇进，迫切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容错机制”为他们撑腰鼓劲。

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力保障

改革本质上是全新的探索性试验，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主要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主义策略，通过不间断的摸索、试错、优化，在无数不确定的偶然性中寻找必然性。特别是对那些必须取得突破但一时还把握不准的重大改革，鼓励和支持部分有胆有识的干部和一些具备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通过营造允许试验和失败的环境氛围，既降低了改革的信息成本和风险，也赋予一线改革者相机决策、灵活执行的空间，有利于调动他们啃硬骨头、勇涉险滩的积极性。

面对错综复杂的变革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任务，我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迫切需要打造“容错机制”升级版。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对干部的胆略与智慧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过去，推进改革的方式是由浅入深、由易到难、逐步深化，改革者很容易摸到“石头”，也容易达成“帕累托最优”。但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后，涉及的利益群体越来越多，遭遇的现实阻力越来越大，推进改革的敏感程度、复杂程度前所未有。不仅如此，在世界经济整体复苏疲弱乏力的背景下，我国发展又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特别是宏观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如何平衡促改革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关系成为当务之急。

另一方面，“为官不为”、庸政懒政怠政等现象有所抬头，某些地区和领域甚至出现“改革空转”的苗头。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强力推进，干部“乱作为”现象基本上得到了遏制。但与此同时，面对法纪、民意和舆论的多重考问，有的干部虽有心改革，却又担心会动辄得咎;有的干部曾被造谣，“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有的干部畏首畏尾，对矛盾和问题退避三舍;有的干部求稳自保，稍遇阻力就当起了“鸵鸟”;更有甚者虚张声势，以试点为名行拖延之实。在改革动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构建完善的“容错机制”，形成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改革氛围，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干部的改革热情，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更有力、更持久的制度保障。

宽严相济、便于操作

对于改革的“容错机制”，地方和社会上存在一些疑虑，主要是担心在执行中边界不清、标准不实、把关不严，容易异化为少数干部推卸责任的“保护伞”。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和潜在的风险点，有必要进一步厘清边界、细化标准、严格把关，真正做到干部激励、保障和约束的有机统一。

构建“容错机制”，首先应当回到改革的价值原点。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旗帜鲜明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强调要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对于一线改革者来说，不可避免地会触动僵化的思维观念和固化的利益格局，甚至有可能面临各种非议、谩骂甚至公然抵制。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要保护作风正派、锐意进取的干部，真正把那些想干事、能干事、敢担当、善作为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这就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只要干部守纪律、讲规矩，为党和人民利益而锐意改革，非但不会遭遇“秋后算账”，反而将受到保护和重用。

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不少地方都曾尝试构建“容错机制”，但“勤勉尽责”“未谋取私利”等条款仍过于笼统、失之宽泛，难以从虚悬的提醒变为可操作的细则。古人有云：“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就启示我们，“容错”最首要的任务是设立宽严相济的区间限度。从“宽”的角度看，在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的过程中，尤其要重点关注以下三种情形：一是在执行上级改革举措中出现的无意过失。“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当前改革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开始凸显。对于那些经验丰富、冲在一线的基层干部，只要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就不必求全责备、揪住小辫子不放。二是在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出现的错误和失败。改革是没有先例的事业，在一些风险较大、敏感性强的领域，无论成败都将留下宝贵的改革遗产，给后来者以深刻启迪。对于这样敢为人先、不计毁誉的改革者，只要不在方向上犯颠覆性错误，理当给予包容和免责，给予关心和鼓励，给予再次试错的机会。三是在改革中因动真碰硬、敢于得罪人而被匿名诬告和造谣中伤。过去个别地方对此存在顾虑，即使这些改革者不存在任何问题，也往往因社会影响不好而被暂缓提拔。因而，必须注意甄别正常举报、恶意诬告，既大力支持正常举报者，又严肃查处恶意诬告者，还改革者“清白”的形象，保护干部改革创新的积极性。

从“严”的角度看，“容错”标准不宜无限放宽，必须设置严格的底线。一是坚持依法推进改革，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有些干部片面地认为，勇闯法律的“禁区”“雷区”，不仅不应该被追究责任，反而最能体现改革者的魄力与能力。这种观点将改革与法治机械对立起来，没有看到“违法式改革”的种种弊端，也没有认识到改革已进入理性、规范、有序的新阶段。实际上，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为改革探索提供了足够的制度空间，具体方式包括立法引领改革、立法授权改革、立法确认改革成果、立法预留改革空间和立法消除改革障碍等，完全可以灵活运用。二是坚持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最大限度避免决策失误。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和危害，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贪污腐败。过去，由于缺少责任认定和责任追究，不少“拍脑袋”导致的决策失误，都以“集体决策”的名义“集体免责”了。对于这种“三拍”型干部，无论多么勤勉、清廉，都不能予以“容错”。三是善于抓住改革机遇，及时打开新局面、实现新突破。“事之当革，若畏惧而不为，则失时为害”。改革如逆水行舟，如果任由问题积累，就会引发更大的风险。因此，高度警惕那种犹豫、敷衍的消极态度，对于故意拖延改革的干部，必须追究坐失良机的责任。

涉及一整套制度建设

领导情境理论认为，领导者首先设计和营造情境，再通过情境间接影响追随者，往往比直接发号施令更有成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构建改革的“容错机制”，重点是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制度情境。除了设置科学合理的“容错”标准之外，还应同步推进包括决策监督、考核评价、纠偏纠错、激励凝聚等在内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建设。

规范严密的决策监督机制。改革不仅需要“容错机制”，更需要与之相制衡的“防错机制”，其中关键在于避免决策失误。应严格遵循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的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做到重大决策严重失误原因不查清不放过，责任人不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

多元参与的考核评估机制。在对改革成效的评估上，政府和社会的评估结论往往存在较大落差。因此，应制定一个全国通用的改革评估标准，厘清改革的价值与方向，并以此考核评估各项改革的实际成效。探索将智库机构、各领域学者等纳入评估主体的范围，充分发挥不同评估主体的优势，形成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客观地反映改革的真实情况

反应灵敏的纠偏纠错机制。纠偏纠错不是追究责任，而是当偏差、失误初见端倪时，及时纠偏纠错，避免放任错误扩大，造成更大的损失。当前的改革形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复杂，涉及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改革难免会有局部的失误，失误之后如果没有及时矫正，很可能将带来系统性的社会风险。因此，建立健全反应灵敏的信息反馈和纠偏纠错机制至关重要，这其实也是对改革者最好的关心爱护。

科学有效的激励凝聚机制。“众人拾柴火焰高”，越是处于改革攻坚期，越需要汇集众智、增强合力;越是处于发展关键期，越需要凝聚人心、众志成城。一方面，要提升对干部改革失误的容忍度，尽快把更多改革促进派用起来，赋予他们更大的试验空间。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是改革的根本动力，在创业创新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失误和不足，对他们同样应当予以善待、包容和引导。总之，通过充分的激励与凝聚，让所有群体都能放开手脚、甩开膀子，心无旁骛地投身到深化改革的洪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