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日报

“中国模式和中医的哲学智慧是相通的，主张统筹思考，辩证认知，标本兼治，所以中国人做事情比较有战略眼光。”

“中国有两套医学，中医西医各有优势，优势互补，两者结合起来，就叫守正创新，推动中医药传承发展。”

“我们当代大学生面临着很大的学习压力，请问中医有没有这样的解决方法?”

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99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张伯礼院士一起，对中医药在抗疫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和经验进行了解读总结。以下为观察者网根据节目内容整理的文字稿。

张维为：

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人悟出了很多道理，第一个道理是中国有制度优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把商业利益放在第一位，两者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第二是我们有文化优势，中国文化强调自由与自律的平衡，西方文化推崇个人权利极端化，两者对比高下自判。

第三是我们有中医药优势，中国历史上经历过许多瘟疫，民间甚至有这样的说法，“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但回望过去数千年的历史，瘟疫发生时，中国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像欧洲那样动辄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的人的死亡。我想这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中医药的保护。

这次新冠疫情防治中，中医药也发挥了非常突出的作用。我们的最高领导人，从毛主席到小平同志，到习近平总书记，都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毛主席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说过，对中医的研究，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研究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要与实际医疗效果联系起来，来进行研究。

毛主席还特别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后来，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在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时候，她在致辞中专门引用了毛泽东主席的这段名言。她说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她深深地感到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地结合，优势互补，会产生更大的效果和更好的发展前景。

小平同志也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我可以给大家回忆一段我亲身经历的往事。那是1987年4月15日中午，当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宴请来华访问的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我担任翻译，因为是午宴，双方又是老朋友，他们就像老朋友一样聊天，从饮酒品茶聊到万里长征、中美关系，聊到中英香港谈判，也聊到了艾滋病，当时这个话题还是一个十分前沿的话题。

邓小平非常肯定地对尼雷尔说，“这个艾滋病，美国最多。”当时确实美国艾滋病感染人数是世界第一。尼雷尔说，非洲现在主要问题是疟疾，小平说，“也许可以用中草药来治疗疟疾。土地革命的时候，我们缺医少药，很多病的治疗都是靠中草药。”

尼雷尔说，“我知道中国针灸有神奇的作用，中国和坦桑尼亚能否一起合作，研究中医来治疗一些疾病，包括疟疾、艾滋病等等。邓小平当时就说“我看可以。”他随即告诉当时在旁边的吴学谦外长，据我了解，这个合作设想不久就得到了落实。

同样，习近平总书记也十分重视中医药事业。这次新冠疫情在湖北爆发后，总书记在第一时间就强调要中西医并重，要组织优势医疗力量，在降低感染率和死亡率上拿出更多的有效的治疗方案。

从2020年1月27日开始，中医药就介入治疗。武汉当时的15家方舱医院中，由我们的张伯礼院士率领的中医药团队成建制地接管了江夏方舱医院，医院实行集中管理、分类救治，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从我看到的数据，到4月中旬的时候，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已经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整个人数的91.5%。从临床疗效的观察，中医药总有效率在90%以上。

总书记还指出，中医药学实际上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和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在促进文明互鉴、维护人民健康等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医药是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

我自己长期研究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我认为中国模式和中医的哲学智慧是相通的。中国模式主张统筹思考、辩证认知、标本兼治，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以中国人做事情比较有战略眼光，能分轻重缓急。

这种整体思维观使中国早在80年代初，就制定了70年“分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而且一步步地加以落实。不久前，我们又通过了“十四五”发展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

中国模式讲究通盘考虑，讲究动态平衡，讲究综合施策，讲究解决问题要掌握最佳的火候和时机。这些中国模式的特点与中医的道理完全相通，背后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积累的许多智慧，这些智慧对于解决中国的问题和世界面临的很多棘手问题都很有帮助。

后来，我写《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本书，把这个观点进一步展开，我说：坦率地讲，一个五千年延绵不断的文明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份最伟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此首先要心怀敬意。

中华文明虽然古老，但至今根深叶茂，生机勃勃。它今天所展现出来的一切，绝对不是“先进”和“落后”、“民主”和“专制”、“高人权”和“低人权”这些过分简单、简陋，乃至荒谬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华文明的内涵要比这些概念丰富一千倍、一万倍。

凡是能够持续数千年而香火不断的东西，一定有其独特的地方和伟大的智慧，所以，我们切忌简单地拿西方所谓现代性的标准来随意否定自己的文明，而要像对待一切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认真地呵护，理性地分析，看看哪些方面已经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成就和辉煌，看看哪些方面还能够继续为中国和世界发挥特殊的作用。

我想其中很多内容可以通过继承发扬和推陈出新，成为我们超越西方模式的最大精神和智力资源。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今天对待中医药事业的一个正确的态度。

好，我就和大家简单分享这些感想和回忆。下面请我们真正的抗疫英雄、“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张伯礼教授给大家做精彩的演讲。

张伯礼：

大家好，我是张伯礼，非常有幸来参加这个栏目，有机会向大家来介绍中医药在抗击疫情中发挥的作用。

正如刚才张教授所讲，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使我们看清了很多问题，也彰显了很多问题，也让我们去思考一些问题。

截止到现在(节目录制时间)，全世界已经有1.4亿人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而美国现在新冠病毒感染者有三千多万人，有58万人死于新冠疫情。去年有一张图在网上流传，特朗普指着全世界各国的疫情的发病率、死亡率，他说疫情为什么没有传遍中国，却传遍了世界和欧洲。

在去年的3月18号，我写了一首诗叫《疫考全球》，以此来回答特朗普，我说“东边春花烂漫开，西方疫情猖獗来。隔岸观火丧时机，仓促应对现乱态。病毒不识亲与疏，嘴上功夫也无奈。一张试卷考全球，千万生灵任赌裁。”

特朗普问得对，为什么没在中国传播开，因为我们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贯彻了总书记提出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理念。中国面对新冠病毒，在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严格地隔离，普遍服用中药，取得了这场胜利。

有人说了你们中医药治疗新冠疫情，有科学根据吗?我当时去武汉，有人还问我，你们有循证的证据吗?我说如果说循证的证据，我明确告诉你没有。为什么?一个全新的病毒，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怎么会有证据呢?我没有证据，西医也没有证据，大家都没有证据。

但是我告诉他，中医有三千年的文字记载历史，大大小小的疫情有500多次，中医对疫病的认识，不断地丰富，不断地积累，我们总结了很多有效的经验，也提炼出很多有效的药物。

实际上，我们现在用的很多药，像安宫牛黄丸，就是宋代的抗疫过程中发现的，一直用到现在。如果说我们现实中积累的经验，那就是2003年抗击非典的经验，2003年非典开始的时候中医没有介入，2003年5月8号，吴仪副总理主持了座谈会后，批准中医介入。

我当时是天津抗击非典的总指挥，我成立了两个中医的红区，救治了58个病人，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用的激素量相当于西医激素量的三分之一，我们退热的时间更快，病情更稳定且不反复，病人出现激素过量引起的后遗症很少、很轻，更重要的是我们治58个病人全部康复恢复，由此也总结了很多的经验。

这次武汉疫情的时候，国务院点名来让我去参加抗疫工作。到了武汉后，虽然面对一个全新的病毒和疾病，大家都不太了解熟悉，但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我们有信心战胜它。

怎么战胜呢?我在武汉就讲过，西医关注病毒，主要是要抑杀冠状病毒，所以他们研究病毒的结构，研究病毒如何侵袭到人体，有了这个工作基础后再逐步研究疫苗、研究特效药，这都是对的，但这需要时间，可是病毒不等人。

中医关注症候，要看到病人有什么表现，中医叫辨证论治，知道症候了，就有处方了。我在去往武汉的飞机上，让我的团队停止休假，立刻编制新冠肺炎症候学调查的症候表，装在手机APP里边，赶紧发给我。

我到武汉第一时间买了100台手机，让我们的医生带着手机进红区。然后把病人的症候，通过手机传输到后方平台，这样通过了短短的十天的时间，四个省、二十家医院、一千多例患者的症候就统一起来了，知道了这次是湿毒疫，知道了症候，我就知道应该如何医治，当时就制定了治疗的方案，包括方药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这次通过吸取抗击非典的经验，打得还是有准备的仗。在2020年1月27号开会的时候，我提出了一定要严格地隔离，但严格地隔离只隔离不服药，这只成功了一半。因为隔离了以后不吃药，有的病人可能在潜伏期，有的病人可能就是发热流感，如果不治疗，最后可能会出现合并症。一些轻症的新冠病人不治疗，最后可能会转成重症，所以一定要治疗。

治疗的话，没有西药，我说吃中药，吃什么中药，怎么吃?过去古人治疫病和传染病，在县城的东南西北中的地方，支五口大锅，煮中药，全城的人拿起碗来喝中药，古书上都记载过，叫中药漫灌。中药漫灌就是在疫情期间，相同的临床表现可以普遍地服用中药，所以我们这次在中央指导组批准以后，严格隔离，加上普遍服用中药。

我联系了一个企业，沟通说能不能提供中药。它说要多少?我说不是几副药，也不是几十副，而是成千上万，要几千副、几万副药要供给我，供药不能断，要把药送到方舱，送到隔离点，送到定点医院门口。最后一点就是药钱先赊着，先救命。

这企业老总跟我说，你不用说了，我都答应。第一天就送了三千副药，第二天就送了八千副药，最多的时候一天送三四万副药，坚持了两个多月，整个送的药将近一百多万副药。因此我们在隔离点，严格的隔离基础上，再加上普遍服用中药，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到2020年2月初，我们这里发热的、密接的、留观的、确诊的患者里，基本80%的最后都确诊了新冠肺炎，通过隔离和普遍服用中药，到了2月中就降到了30%，到2月底就降到了10%以下了，到了2020年3月初就是个位数了，到了3月中旬，我记得非常清楚，3月18号武汉新确诊病人、疑似病人清零，抗击疫情应该说取得了第一个阶段的胜利，成功阻断了疫情的蔓延和进展。

第二个阶段，我们任务就是当时中央提出来的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中央提出来对病人的关怀，对人民的关心，实际在武汉做起来很难，当时所有的医院都爆满，一床难求。

这时候中央指导组研究以后，王辰院士提出来建方舱，中央指导组经过大家讨论后接受了。我提出来，中医要包方舱，中药进方舱。中央指导组也批准了。批准以后，国家中医局支持我组建了五个省的中医医疗队，包括天津、江苏、河南、湖南、陕西，两批一共是300多个医务工作者，承包了江夏方舱。

在方舱里面，我们采用中医药综合治疗，有的要喝汤药，有的不适合汤药的，我们可以配方颗粒。我们还针灸、按摩，在武汉冬天比较冷的情况下，组织大家练太极拳、八段锦活动锻炼身体。同时，我们也组织了患者支部、医生支部，两个支部对接，在墙上贴满了互相鼓励的语言，我们叫“心灵鸡汤煲满墙”。组织给患者过生日，效果也非常好。

我们一共收治了564个患者，没有一例转为重症，没有一例出去以后复阳。当时，我给方舱定的原则比较简单，医生不伤，病人不死。最后没想到，连一个转重的都没有。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转重率一般是20%，我们国家低一点是15%，但是我们江夏方舱里没有一个转重的，这个经验引起了重视，中央指导组批准我们向其它方舱介绍使用中药的经验。武汉一共16个方舱，其它方舱里边配备几个中医巡诊，也用了中药后，其他方舱的转重率也下来了，只有2%到5%的转重率。

除此之外，我们在救治重症患者的时候，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西医同道用呼吸机，它的循环支持、呼吸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但有些个病理情况就无法解决。有的病人呼吸机氧的流量给得很大了，但是血氧饱和度仍然上不去。这时候我们中医辨症以后，发现病人是气虚，中医补气最好的药就是人参，所以我们给病人开独参汤，拿人参煎煮，往往几天以后血氧饱和度就稳定了，再稳定几天就可以撤机了。

有的病人肺里的炎症很重，抗生素也给了，甚至一点激素也用了，还是控制不住。白肺意味着是炎症，这时我们加了点清热解毒的中药，热毒宁、痰热清，互相协同，用了药三、四天以后，白肺逐步减轻，从中心向外慢慢地消散，起到了作用。

两个星期前，在武汉又召集了一个会，把康复的问题做了总结，我们中国的病人康复后，后遗症出现的概率和程度都比国外要轻得多。这是什么原因?我们现在分析，跟普遍使用中药有密切的关系。

后来，我们在石家庄总结的经验，早期使用中药，综合康复跟有针对性地康复对比，使用中药效果更好。这次抗击疫情当中，中药早期介入，全程参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是我们战胜新冠疫情的一个有力的武器。所以孙春兰副总理在《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中西结合、中西医药并用是这次中国抗疫方案的亮点。总书记表扬我们，这次是中医药守正创新的一个生动实践。

这次我们抗击新冠疫情彰显了中医药的疗效，大家看到了中药是有效的，中医对抗疫病不仅有效，其它病也有效。对我来说，更要总结一个比较宝贵的经验，就是可及性的问题。

这次疫情我们现在都了解中医的效果了，但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不会再来次新的疫情?这是不可预见的，也是完全无法不可避免的，到那时候怎么办?我觉得需要中药的可及性，中药以不变应万变，疫苗、特效药总是滞后的，而中医药总是现时的，只要看到了症候，中药就有办法，所以中药的可及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老是强调中医药的重要，不是给中医药行业争什么，而是给我们民族争生机。中国有两套医学，中西医并重，这是绝对是重大的战略决策，中医、西医各有优势，优势互补，可以得到更好的医疗照护，所以中国人解决世界医改难题完全有可能。这次抗击疫情只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医的功能和效用，也给中医得到了一个发展的契机，我特别希望大家都重视中医药。

中医药虽然古老，但理念一点不落后，有的甚至还很超前。我们的先人总结出来这些宝贵的经验，服务于当前。我们要尊重中医自身发展的规律，不能以西律中，用西医的东西来指责它不行，当然中医还要吸收、引进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为我所用，两者结合起来，守正创新，推动中医药传承发展，不但为中国人民服务，同时惠及世界，这是我们该做的。

我想中医药迎来了自己发展的春天，迎来了自己发展的最好环境，中医药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和光大，谢谢大家!

主持人：其实大家生活中，多少也都知道、接触过中医药。就像您刚刚说的，总有人可能会有困惑，我们怎么去表达、理解、触摸，去深度地把握中医药?

张伯礼：总书记说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古代文明的钥匙，它是古代的一种健康医学，或者说它有哲学的底蕴，所以过去古代也讲大医治国。我们是小医治病。中医并不神秘，我们日常生活里处处都有。刚才像我讲的，我们食物里边也有食性，食性本身就是中医的理念。

张维为：医食同源。

张伯礼：对，医食同源，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保健当中，有很多中医的理念。例如大家都听过“春捂秋冻”，这也是中医的理念，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细节，捂哪里?捂多少?其实是脚，脚要穿厚。中医讲足为肾之根，足为阳之根，人的阳气在下边，所以一定要护住阳气，秋冻，也是冻下不冻上。激活人的治病的潜能，把人体的本身抵抗疾病的能力刺激出来。

主持人：平时生活中大家都知道的生活常识，就有中医的道理。现在有很多人对中医还是不太了解，平时接触也少，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他们迅速地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张伯礼：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我作为人大代表，十年前就提出来要把中医药进校、进课堂，让中医药从娃娃抓起，让大家热爱自己的文化，从小知道一些中医的知识。中医进学校、进课堂不是培养中医，是培养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懂得中国的国学，懂得中医的文化。

第二，中医讲究和为贵，所以它用的药不是单味药，是一个方剂，它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一个有秩之师，先用哪个，后用哪个，哪个是为主药，哪个为辅药，这很讲究，这是一套中医的学问。看问题一定要全面、客观，叫整体观念，中国人的很多理念跟中医都是息息相关的。

张维为：我讲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基本思路也是整体思维，动态平衡。凡事讲一个度，掌握火候，这是从中医里过来的中国哲学。

主持人：对，在抗疫的时候，张教授经常讲这些概念，来分析我们的抗疫背后，我们的制度优势和好的做法。另外还有个问题，在抗疫当中，我国也给国外的一些有需要的国家，送过一些中药，比如说汤剂或者方剂，我们也希望中医能够走向国际。想问问他们对中医的接受度状况如何?

张伯礼：我不认为中医希望快速走向国际。我觉得中医走向国际是一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急切会让别人多想，以为我们要怎么怎么着。我们的好东西，别人要我就给你，是金子总要发光的，好的东西早晚会被人认识。

所以我一直在提倡，练好内功积淀，做好自己的功课，中医药的翅膀越硬飞得越高，飞得越远，像我们屠老师做的青蒿素，青蒿素怎么发现的?青蒿素是美国的一个科学室的专家，叫米勒。他在研究的时候发现非洲的疟疾的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他让学生去到非洲搞调研，看看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他提出一个假说，是世界卫生组织多发帐篷，让非洲人不让虫子叮。等到那以后一发现，原来是青蒿素，他就问青蒿素是哪里产的药?说是中国。中国谁发明的?不知道。

他让学生到中国来调查谁发明了青蒿素，一调查一堆糊涂帐，七个单位都说是集体发明的，都说自己有贡献。这个米勒先生很会动脑子，写了七封信给这七个单位，问在青蒿素研制的过程中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向您表示敬意，除了您以外，您认为第二个发挥作用的是谁?请您告诉我。结果都说是屠呦呦。

当时屠老师得奖的时候，我正是中医科学院的院长，我陪屠老师领的诺贝尔奖。所以最后他(米勒)就知道屠老师，他提出“三个一”，谁第一次把青蒿素带入523课题组，谁第一个提出结晶，谁第一个临床证实了这个结晶具有活性，这三个都是屠老师，非洲用的药是在屠老师基础上改造的，同时，她是从我们叫《肘后备急方》得到的启迪，才突破的。所以说中医药博大精深，里边都是宝贝。

我再想补充一句，只要你辨证论治，症候对了，用的药基本就是有效的。回头做机理的研究发现，完全可以用现代科学的机理诠释它，比如我研究一个药，叫宣肺败毒，最后我在机理发现，它就是调节免疫功能，你高的它让你低，你低的它让你高，加上脏器保护，这就是它的作用。

主持人：就像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这个药有用说明疗效肯定没有问题，那我们倒过去推机理，这个过程是不是就是中医现代化要做的事儿?

张伯礼：您说得太对了，我们这是中医的规律，中医认识问题是先取得临床疗效，有效了以后再找机理。西医的观点恰恰相反，它研制出一个药品来，是个粉末。这个粉末它的化学结构清楚了，但这个粉末能不能做临床不知道，所以先得做动物实验，小动物，小鼠、大鼠，然后再做狗，都做行了，还有些效果，安全性也还可以，进而做临床。

临床怎么做呢?先做小样本，让最少的人做，看看怎么样。然后再放大一点做，一定是要保障安全，一旦出了问题立刻中止，最后再做三期，三期都做完了以后，这时就有将近几百人，甚至上千人都用这药了，基本还都有效，这药就可以上市了。上市以后我们叫四期临床，还得再观察，完全是两种研究的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是根据实际需要的，都有道理。

主持人：那未来有没有可能把中医所有的机理全部都摸清楚，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

张伯礼：那是理想的状态，我们现在围绕一些急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以点到面，逐步突破。中医博大精深，你像我们只是懂了中医的，真是一点皮毛而已，里面深的东西太多太多了，都值得去研究。

提问1：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学生。现在国家大力支持发展中医药，但是现在中医药的评价体系还是以现代医学为主流的，对于我们中医药的发展有一定的局限，请问一下两位老师，中医药怎样建立我们自己的评价标准，谢谢。

张伯礼：这个同学问的是一个重大问题。这个复杂在哪儿呢?有的现代医学标准我们不能不用，根据研究对象不一样，如果研究对象就是西医的一个病，那当然要遵照西医的这个病的诊断标准，疗效评价标准，比如冠心病，冠心病的西医评价标准就是要看你的心绞痛的发生的情况，心电图的改善情况。

这套都是西医公认的，你不能说我治疗冠心病，我就用我中医的。中医看舌头原来是紫舌，现在不紫了，就是好了，那不行。舌头不紫了，但是心绞痛还继续犯，那能说好了吗?这个就要尊重西医的观点，用西医的标准来评价，因为你治的是病。

假设说有的是西医的病，但是中医的疗效不体现西医的那个病的标准，而是另外有一套好的疗效。我能够被人家所接受，我自己要建立些标准，举个例子，原来前列腺我们治疗的时候，前列腺治疗的标准就是前列腺的体积缩小，缩小多少，这是主要的。但是我们发现中药治疗前列腺炎，它的体积并没有缩小，但是病人感觉到舒服。

功能好了，表现在尿等待的时间缩短了，膀胱里的残尿减少了，湿裤裆的情况少了，这都是中医的疗效。这些就是中医建立的标准被大家接受了，西医也认可，中医也认可。还有些病例，我一搭脉，我说你这个人肝肾阴虚，肝肾阴虚是什么?西医没有这个病，这就是中医的，那中医要建立这个标准。

我们要善于建立标准，但这个标准有的是中医自己的标准，有的是西医的，你还要遵照人家，不一定都得要破除人家。不可一刀切，也不可一概而论。

提问2：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日韩受中医文化影响很大，他们也有自己的汉方药，但在这次疫情当中，他们却没有药可用，请问怎样看待这种去医存药的现象?

张伯礼：这个问题非常的深刻，这次疫情日本就是无药可用。日本找我要药，我已经答应他了，把我的药给他。但是日本的厚生省管这个的，他说这个药在中国是合法的，已经批下来了，但在日本不合法，得走一个申报程序，大概得用一年到两年的时间，来不及了。日本也有汉方药，它为什么拿不出来呢?

日本的汉方药基本是学习的中国的药，但是理解比较死板，他说我们查了查中药张仲景的方子100多种，没有一个治新冠肺炎的。所以就来找我们。实际我们新冠肺炎也是从古代中医方子变化来的，因为中医辨证论治，我们是理、法、方、药一致。

中医既有理，也有法，也有方，也有药，所以我们说医和药不可分，一定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来用药，这就是我们如鱼得水的原因，日本废医存药的弊端就见到了。我们认为中医药一直是强调医药不分家，对于中医药来说要全面地继承和发扬，包括中医的理论，也包括我们的方剂和药物。

这回澳大利亚也找我要方子，澳大利亚说我们这儿病人也很多，张老师您给出个方子。我说可以，我需要几个信息。第一个，你把澳大利亚的气温情况、湿度情况给我发来。

第二，把病人的舌相照了，给我发过来，给我了解症候病人的状况，我根据这些东西，来给你开张方子。我说我们武汉和澳大利亚都是一个病毒，表现不一样，中医叫因时因地而制宜，辨证论治也是指这个。他告诉完以后，我给他开了张方子，天澳1号、天澳2号给他们了，他们现在也在用了。

提问3：老师好，我是江苏科技大学的一名工科生，我们当代大学生面临着很大的学习压力，往往会产生失眠和焦虑等状况，身体也会出现各种问题，之后到社会上也会面临买房、就业等压力，使体质慢慢下降，请问中医有没有解决方法?

张伯礼：因为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岁数大了，应该说比较超脱一点了，没有就业、生活困难、住房等压力了，所以比较超脱。

对你们的经历感同身受，因为我也从那过来的，这些压力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你要正确地对待它，把你所有的压力列出来，分析怎么去化解，总的来说就是哪个时候的人想哪个时候的事。

在读书的时候就想读书的事，读好书，练好真功，就业就不成问题。现在上学，就把学习要学好，把本领要学扎实，为以后的就业夯实基础，我觉得这个最关键。

在生活方面，不要给自己定的目标过高，不要追求过高，中医讲顺其自然，不要给自己加载更多的负荷。

张维为：在人生遇到困境的时候，是靠哲学思维突破的，包括中医的哲学，从宏观来讲，无论怎么说，今天中国面临许多挑战，但中国还是世界上机会最多的国家。

这很容易理解，经济发展的任何指标都体现这一点，所以不要过分地感到焦虑。每一代人都经历过这些焦虑，最后都克服了。现在，互联网有时候更容易被带节奏，但我们要有定力。困难会过去，回头一看，没什么了不起的。

张伯礼：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困难，人面光鲜，背后都是艰难，谁都一样的。但是，艰难过后就是希望。年轻人吃点苦是好事，我们中药讲抗逆效应，越是逆境越出好药，人参长在东北深山老林里边，冬虫夏草长在4000米高原、高海拔，温差很大才出冬虫夏草，所以年轻人也是这样，如果年轻的时候不吃苦，上了年纪遇到苦都不知道怎么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