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斌，筑梦南街村
王宏斌，筑梦南街村
●盛干宇
香港日报讯 本报河南临颍南街村2024年10月21日电
[编者按：本报今特此发布特约《南街村报》总编辑盛干宇先生撰写的专稿《王宏斌，筑梦南街村》，是继2024年10月9日发表本报记者夏冰采写的《台湾爱国志士魏明仁率团到河南省南街村开展学习交流访察致敬活动》图文稿的续篇，盛干宇先生的此文用南街村这里在发生着什么、将会继续发生什么、发展到什么，向人们报告并回答了南街村是什么、在做什么、向往什么、期望什么，为什么这里能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前来领略南街村的风采?南街村，您是中国的南街村，世界的南街村，人们向往的中国南街村!]
江海源于滴水，九台起于垒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万众一心，开拓前行。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坚定信仰、牢记宗旨，几十年如一日，带领南街村人行走在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上，为乡村振兴之梦增添了一抹光彩。
一、回乡务农
(一)
1964年夏的一天，一个个子不高、看上去又不爱讲话的少年，背着一个书包，亦忧亦喜地走在南街村那高低不平的街道上。从此，他告别了自己6年的学生生涯，那年，他还不到14岁。他，就是南街村后来的当家人王宏斌。
作为姊妹五个、弟兄两人中排行老大的他无疑是父母心中最大的希望。可是他厌学了，没有考上初中，只是高小毕业。一是自己学习成绩不好，二是由于自己个子小，一些个儿大的同学常常结伙欺负他，使他早已产生了不想上学的念头。
回到家里，父母并没有埋怨他什么，因为那时虽然上学是唯一的希望，但在农村，上出来的也没有几个，所以，一切也就顺其自然了。
就这样，王宏斌从此便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只好跟着大人们下地干农活儿。由于他不爱讲话，更不爱张扬，所以起初他被淹没在一群群爱说爱笑的一起上下工的人们中间。大人们出工劳作，他就跟在后边，人家干活儿，他也干活儿，人家围坐在一起休息，他就坐在一边，什么也不问，谁人也不理。大人们常讲一些笑话什么的，他感觉好笑时，也常似懂非懂地跟着人家发笑。时间长了，人们才慢慢地注意起这个虽不爱讲话但看上去却有一股内在力量在心头的少年来。
那个年代，农村文化生活极度贫乏，晚上喝罢汤(方言意为“吃晚饭”，下同)没事儿干，一些人常到生产队的牲口屋里聊天、讲故事、说笑话，中原人把这种形式叫做“说瞎话儿”。
一盏煤油灯或马灯下，围坐着喂牲口的饲养员和常来这里“说瞎话儿”(方言意为“闲聊”下同)、“听瞎话儿”的七八十来个人，往往是大人们说，年轻人或孩子们听。由于人们没有文化、没有知识，讲的内容常常是老年人传下来的东西，有男女情爱的，有狐狸鬼怪什么的，等等。讲者挖空心思、添枝加叶，听者神情专注，津津有味。
“说瞎话儿”的环境是恶劣的，那呛人的烟味，那老牛富有节奏的慢慢的咀嚼声，那牛粪发出的难闻的气味让人作呕。但是，人们往往不管这些，那些引人入胜的“瞎话儿”，早已把自己带入了一个个“美妙”的境地。
那时候，没有手表，也没有挂钟，人们常常觉得时候不早了，饲养员才催促大家赶紧回家，第二天晚上接着讲。这时，人们才极不情愿地离开。
因为“瞎话儿”的内容大多是一些神鬼怪物的东西，每当讲到这些时，大人们听着都有些害怕，更别说十几岁的孩子了，往往是一个人走在漆黑漆黑的回家的路上，想起“瞎话儿”里那些害怕人的情景，常常让人毛骨悚然。特别是听到路边的一些轻轻的响动时，自己的头皮便会一阵发麻，还常常情不自禁地自己吓自己，总觉得身后有什么东西在跟着自己，或者有什么东西早已在前面某个地方藏着似的。平时短短的一段路，此时感觉走完它要付出很大的力量和勇气。
一来二往，王宏斌和喂牲口的饲养员就成了“老熟人”，也便对这个牲口屋、牲口院产生了特别的感情，也许他觉得这就是此时自己应该去的地方。
于是，一个才十几岁的孩子一心想着要当饲养员。
一天吃过早饭，王宏斌就直接抱着一条被子把自己几天来已经思考成熟的想法告诉了母亲。
“妈，我想当饲养员。”
“啥?想当饲养员?那都是老头儿们干的活儿，你一个小孩子家能去干?你要是当饲养员，干脆就给我在家里呆着，哪儿也不能去!”
说罢，母亲气呼呼急匆匆地下地干活儿去了。
谁知，辛辛苦苦干了大半天的母亲回家一看，大吃一惊。
王宏斌被子搭在肩上，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院子里。母亲见状，气不打一处来，可心里又突感一阵酸楚，她心疼自己的孩子啊!
母亲赶紧上前把被子从王宏斌身上抱下来，心疼而又无奈地说：“你愿干啥就干啥去吧!”
善良的母亲彻底领教了孩子倔强的脾气。
从此，王宏斌跟生产队饲养员打个下手什么的，在饲养室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二)
后来，老队长陈大顺看王宏斌确实太小，不适应干饲养员，到秋季庄稼快要成熟的时候，就让他到地里看起了庄稼。
看庄稼虽然不是什么力气活儿，但需要一种敢说敢管的责任心，每天都必须呆在地里，绕着一块块玉米、豆子和高粱地转悠，发现哪个不自觉的社员偷东西，就要大胆地制止。这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需要付出比大人更多的勇气。
也许，正是如此，王宏斌那颗纯洁无邪的少年之心从此开始变得成熟起来。他隐隐约约地觉得队长让自己看庄稼是对自己的照顾，但更是一种信任和托付。也正是那时，集体与个人、公与私等这些字眼，在王宏斌心里渐渐地变得清晰起来。
庄稼是集体的，若被偷了，集体财产就会遭受损失;若看到偷庄稼的人不制止，自己就是失职，队长就是不批评，自己心里也觉得有愧、不踏实。看庄稼是责任，也是锻炼和考验!
那时的人们，常常是处于饥饿状态的。谁看到饱盈盈的玉米穗不眼馋呀!嫩嫩的玉米煮上一锅该有多香啊!不仅止饥，更能解馋。因此，也常有一些不自觉的社员放工时故意走在后面，与人们拉开距离，趁人不备时，跳进庄稼地，三下五去二地掰上几穗揣在怀里。每每遇到此事，王宏斌就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制止。为此，他没少得罪人。
玉米成熟时，别人想偷，自己年幼的妹妹也想吃啊!于是，总是央求哥哥能给她带上几穗回来。但是一个季节下来，妹妹也没有等到哥哥掰回的嫩玉米。
就这样，你传我，我传他，王宏斌认真而又倔强的脾气就出了名。别人都说他傻，可老队长却喜在心里。
看庄稼，虽说操心，但大多时间还是没事干。一个孩子家，一个人整天呆在地里，也怪闷得慌。于是，王宏斌就到地里刷上一些高粱和玉米叶子，开始学着大人编起草垫来。
那时，物资匮乏，布匹不好买，在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纺花车，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或下雨天，老太太或妇女们就坐在家里纺花、织布。纺花时，需要盘起腿坐在地上。因此，能有一个草垫子坐，就舒服得多。
王宏斌先是给自己的奶奶编了一个，左邻右舍看了不错，也都想要一个。王宏斌觉得这事并不麻烦，而且还特别高兴，心想：“没想到自己还怪有用哩!”
于是，他把编草垫的事当作一件大事来做。起初，是谁要就给谁做，后来，他决心给全生产队50多户一家至少编一个。就这样，一季下来，他完成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夙愿。
也许，他在编草垫的过程中，找到了作为一个人能帮助别人干点好事的乐趣;也许，那时候，他还根本不知道这是一种可贵的奉献精神。但从他的行动中却让人看到了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正在逐渐地积累和形成一种集体主义精神和乐为别人做好事的可贵品质。
几年下来，王宏斌变得越来越成熟起来。犁耙扬场、耕播收打什么的样样都会。同时，人们也从他那双大大的眼睛里渐渐地看出了他爱探究的思想。
这天，老队长陈大顺接到大队一个通知，一年一度的“开门整党”活动开始了，要他们第一生产队选拔一名社员参加大队举办的为期三个月的党员和党外优秀人员共同参加的学习班。说是三个月，其实只是白天劳动，晚上才集中学习。
老队长征求大家的意见，人们都说：“斌可是个好孩儿，要推荐就推荐他。”
知道情况的大队干部也都说：“斌这孩子虽小，可是一个好社员。”
于是，王宏斌被推荐参加了学习班。从此，开始了他人生的政治生涯。
培训结束，大队和生产队开始配班子，大队决定，让王宏斌担任南街第一生产队民兵排长。从此，王宏斌当了干部，参加学习开会的机会就更多了。在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的年代，王宏斌接受了浓浓的集体主义教育，接受了破私立公教育，懂得了什么是集体大家庭，工作上更是如虎添翼，处处事事走在社员群众的前面。
一年后，老队长陈大顺就放心大胆地把生产队长的担子交给了王宏斌，那年，他才21岁。
此时，全队300多口社员，也都在关注着他们的这位年轻队长，看他能有什么新招儿来改变生产队的旧模样。
(三)
粮食是最关键的东西。有了粮食，才能完成上级的征购任务;有了粮食，才能让群众吃饱肚子;有了粮食，才能让眼馋的小孩子吃上白面馍;同时，有了粮食，才能不愧对老队长和大队干部的信任与重托，才能不愧对自己的社员群众。
上任后的王宏斌考虑的不是自己的荣耀，而是思考着如何才能把生产搞上去。
那时的小麦亩产量，好的生产队能打到四五百斤，差的只有二百来斤。有的生产队靠关系，走后门，能够弄来点化肥，粮食产量就高一点;没有关系的，走不成后门的，粮食产量自然就上不去。
产量高的生产队，每年每人能分到120斤小麦，而王宏斌所在的一队由于产量低，每年每人只能分到70斤;其他地方还有更低的，每人每年只能分到30斤小麦。那时，只有逢年过节，或是有客人时才能吃上点白面，或者家里的病人，才可以独享一碗手擀面片儿的待遇。平时，能吃上外面包层白面、里面全是黑粮的饼子就算不错了。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没有肥料，想高产是不可能的。为了搞好生产、提高产量，上级经常号召开展一些劳动竞赛活动，提出一些鼓励人们生产热情和干劲的口号标语。在河南，当时就提出了“河南变江南”的口号。那时，不论是“三夏”“三秋”，都成立了指挥部，而且指挥部就设在田间地头。田野里，到处飘扬着红旗，一派大干快上的动人景象。大队与大队开展比赛，生产队与生产队、组与组也开展比赛。
那时，正是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提出了粮食产量过“黄河”，即亩产达到500斤;过“长江”，即亩产达到800斤。为此，公社和大队经常组织检查，各生产队也常常进行巡回检查，还要在好的地方召开现场会，介绍经验，以此激励先进鞭策落后。那时的举动都是无私的，社员群众干劲冲天，欢乐无比。
王宏斌上任后，一个想法就是提高粮食产量，先让社员群众吃好。
要提高产量，让社员群众吃好，就必须想办法多积肥。
哪里有那么多的肥源啊?于是，王宏斌就一个人皱着眉头绕着队里的一个大坑塘转悠，忽然，他灵机一动，脸上露出了笑容。
第二天，他就带着队里的社员，热火朝天地搞竞赛，开始把坑里多年来的淤泥清出来积肥。因为坑里的淤泥是多年来冲刷街道沉淀形成的，具有一定的肥力。
解决了一时的粪肥问题，还有一事让王宏斌放心不下，那就是“人心”问题。一个生产队，如果人心不齐，纪律就涣散，就会出现出工不出力、大轰大嗡搞应付的现象。那样，别说是让生产搞上去，能保持原来的水平不退步就不错了。
必须增强社员群众的团结，培养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得让大家心往一处想。靠什么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光靠“威严”不行，因为自己年轻，得让大家服气，打心眼里佩服，群众才能自觉自愿地跟着自己干。要如此，只有两条，一是严，二是干。严就是要一视同仁，处事公道;干就是要自己带头，不能光发号施令。
王宏斌想到做到，第二天上工前他先把一车粪装得满满的，停在大树下，然后再敲钟上工。等人到齐了，他就把自己的想法简单地告诉了大家：
“以后干活儿，如果谁发现我王宏斌有偷懒现象，你们就随时提出来，扣我的工分;以后上工，就敲一遍钟，来晚的不分活儿，按旷工处理，没工分。”说罢，一一分了工，就拉上粪车第一个出发了。
那时种庄稼没有化肥，全靠人工积肥，因此，往庄稼地里送粪是一项特别重的活儿。为了带好头，王宏斌总是把自己的架子车装得满满的，而且是装车用铁锹使劲地拍拍再装，总想着能多装点，恨不得一下子把粪肥全部送到田地里。王宏斌的粪车装得是插锹不倒，而且总是让妹妹给自己拉纤做搭档。据说，因为王宏斌的粪车装得高、装得实，所以，妹妹拉起纤来非常吃力，脸也总是累得红彤彤的。
为了早点完成送粪任务，王宏斌还领着队委会成员和青年团员，晚上趁着月亮偷偷往地里送粪，偌大的一块地，一个晚上的时间，粪就送得差不多了。
看到自己的队长如此踏实肯干，全队社员都打心眼里佩服。
那年月，农活儿显得特别多，好像每天都干不完似的，即便是下雨天不能出工了，人们也要集中在一个大屋里，分捡个烟叶什么的。因为活儿重，休息不过来，再加上雨天人也困，不少人干着干着就会打起盹儿来。一天到晚，除了干活儿，就是回家做饭吃饭，即便是睡觉时间也很短，所以人们上工时，总想磨蹭着多在家呆会儿。还有不少地方召唤社员上工时，都是敲两遍钟，第一遍是预备，就是提醒社员做好准备;第二遍钟声响过，就要立马到敲钟的地方集合，等待分工出发。
但王宏斌的钟声敲得有特色，不但敲一遍，而且是大多数活儿都是放工时都分好了的。这样，便于做好充分的准备，不浪费时间，特别是需要随身带上劳动工具什么的，只有个别小活儿，才随时安排或调整。敲钟就是迅速集合出发的命令，或许这源于王宏斌当过民兵排长吧!他深深地懂得“纪律就是胜利的保证”。
王宏斌的措施一出台，还真解决了以往的懒散现象。然而，也有撞钉子的，而且第一个撞钉子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母亲。
不是母亲不知道规定，或是以为队长是自己的儿子就不把他放在眼里，而是真正因事忽记才晚了。结果，等自己紧跑慢跑赶到地方时，工已经分过，人们都正准备着出发呢!
这时，大家齐刷刷地把眼睛盯在王宏斌身上，心想，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妈，你回去吧，上午没有你的活儿，按旷工处理，不计工分。”宏斌黑桑着脸子说。
“什么?”母亲大吃一惊，把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非常尴尬。
从此，南街村一队的社员有了自己铁的纪律。
自从当上队长后，王宏斌就完全把集体的事装在了心里，可以说，对庄稼来说，他是朝朝暮暮盼着能够长好，因为那是农民的希望，也是自己和全队社员心血和汗水的结晶。因此，谁糟蹋庄稼他是坚决不允许的。
一天放工路上，他见红薯地里有几个妇女在慌忙地掐着红薯叶。那时是“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红薯叶、红薯梗也确实是那时的一种美餐，叶子可以下面条锅，梗子可以炒菜，中原农民对此有着深切的记忆。
王宏斌既有威严，但更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知道一两个人掐把红薯叶回家下锅不算啥大事，但就怕你也掐、我也掐，就把正在旺长的红薯给糟蹋了。
他紧走几步，来到地头停下，也没吱声。
几个掐红薯叶的妇女也都是他的长辈，也没人怕他，就只管掐。
“中了吧!”王宏斌终于开腔了。
“掐把红薯叶儿碍啥事了?”几个妇女半开玩笑地只管低着头掐。
“回去谁也不许往家拿，统统给我扔到队里的猪圈里。”几个人见队长真的生气了，就赶紧住了手，但心里想：“这是队长说着玩哩!”
谁知到了村头，宏斌一转身，截住了他们。
“统统给我扔到猪圈里。”
王宏斌铁的纪律发生了效应。当年南街一队的粮食产量就由落后变成了先进，群众们的心里一个个都乐开了花。
王宏斌也从看庄稼时集体财产的“保护神”，完全成为了全队群众的“主心骨”和发展集体经济的“掌舵人”。他浓浓的集体主义情结正在一步步地升华。
二、不当工人当农民
(一)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父母看王宏斌整天想的都是生产劳动，一点儿都不为自己的事操心，这让做父母的心里着急起来。
王宏斌是个有志气的青年，他想做的事，一定要弄出个名堂来，自己既然当了这个队长，就一定要让老队长和大队干部信得过。
生产不忙时，他总爱一个人站在高岗上，绕着熟悉的庄稼地转着看着思考着。他把整个土地当作了作品，而自己就是作者。同时，他也在回顾着自己不易的经历。生产队的情况慢慢好转了，自己确实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可就是得罪了不少人，这一点做父母的也不时地提醒着自己。
“自从当队长起，我把心都掏给了大家，啥事儿既不藏着，又不掖着。下地干活儿第一个先走，分东西时等人家都弄回家了，最后才想起自己的。死里活里曳着干，从不占公家的一点儿便宜。麦忙天一天到晚守在场里，吃饭睡觉都很少在家，直到场光地净了，才回到家里住，谁还图个啥?自己站得正立得直，对公家没有私心，对社员没有歪心，即便是得罪人，那也不是个人恩怨，要干好工作就不能怕得罪人。或许这就是老队长常讲的，工作就是作难，就是斗争吧!”
经过一次次锤炼，本来就爱一个人琢磨事儿的王宏斌，越来越学会思考和分析了。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稳妥、善思、淡定和坚毅的性格。
正当他设想着如何把生产队搞得更好时，早已着了急的父母却为他命运的改变悄悄地做着努力。
几经周折，在供销社干事儿的父亲，托亲戚靠朋友，为王宏斌弄了一个招工表，全家人喜出望外，特别是做父母的，开始憧憬起孩子美好的未来。就这样，1972年10月，王宏斌终于走进了临颍县生产资料公司，成为一名吃商品粮的正式工。
当了工人的王宏斌离开了他终日打拼的黄土地，可他的心里却没有那么轻松。
上班后，他被分配到县生产资料公司农机仓库当保管员，因他文化程度低、知识面窄，看不懂机器零件上的“ABC”，干工作有困难。后来又被调到化肥仓库当保管员，可自己又不会打算盘，算账什么的自己弄不成，经常因干不好工作而感到厌烦。
1973年8月，上级给临颍县分配了两批马，那时因农业机械少，马就成了重要的生产力，因此，县生产资料公司十分重视，就分成几个小组到新疆接马。
至今，王宏斌还记得很清。那一天是8月5日，他和小组成员一起早早地来到了许昌火车站，坐了三天三夜火车后，赶到了新疆塔城地区，可听说马不在那里，就又坐了三天三夜汽车，赶到一个小县城，一路颠簸，疲惫不堪，就这样先后历时四个月，接回了两批马。
马接回来后，正赶上元旦，单位就安排大家休息，离家前后四个月了，王宏斌归心似箭，迫不及待地骑上自行车就往家赶。与其说想家，还不如说是想自己的社员，想生产队的庄稼，想他深爱的那片黄土地。
放下自行车，他就独自一人到庄稼地里溜达去了。
别看他人不在家，却时常挂念着地里的麦子长势如何，自己走时，满地还是丰收的秋庄稼。回到家里，看到的是一片绿油油的麦苗。季节的嬗变，使他生发出无限的感慨。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人类的父母。农民也好，工人也罢，百姓也好，干部也罢，还不都是靠这黄土地养活生命吗?谁离开这土地能活命呢?粮食是农民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按说农民的功劳最大，可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农民最苦最累，地位最低，最让人瞧不起。原因一个字：“穷”啊!农村咋了?农村就该穷吗?农民就该让人瞧不起吗?在农村就不能大有作为吗?董加耕、邢燕子，从城市到乡村不照样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吗?
“哎，这不是王宏斌吗?”
“还别说，你这一出去好几个月，大家都还怪想你呢?”
几个社员热情的招呼，打断了王宏斌的思绪。
“斌啊，自从你走后，咱队的生产都别提了，那是一季不如一季啊，群众们的怨气可大了。”
“真的，要不你还回来吧!别看你年轻，咱队的群众可都服气你，愿意听你的!”
乡亲们的一声声问候和热情而又信任的话语，让王宏斌十分激动，看着善良、勤劳、朴实的父老乡亲，此时的他心里热乎乎的，眼圈也好像有点儿湿润了。
他笑着对乡亲们说：“我也正想着回来哩!”
告别乡亲，王宏斌继续沿着熟悉的乡间小路走着，仿佛那一棵草、一根苗、一片叶对自己来说都是那么的亲切。
王宏斌上着班，也在想着这件事。要是一跟父母说，不但是一说俩不中，而且还准会遭到一顿大骂。
此时的王宏斌思来想去，是铁了心要回来，他已经把结果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因此，也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回到家里，他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攒足了劲儿，终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
父亲听后十分恼火，气呼呼地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大骂。
而王宏斌反倒没有顶撞一句，被父母大骂一顿后，王宏斌默默地推上自行车回到单位，一连几天都没有回家。后来，还是本家大哥把坐在京广铁路旁发呆的王宏斌叫回了家。
本家和街坊邻居知道这事后，也都来到家里开导王宏斌的父亲，劝他别生那么大的气。说王宏斌也不是小孩子了，他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
1974年2月4日，南街大队20多个党员、共青团员和一队社员，在支部书记王黑的带领下，开着大队仅有的两辆小拖拉机，把王宏斌从县城接回了南街村，并且在一队召开群众大会，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欢迎王宏斌回来。支部书记当场宣布任命王宏斌为一队生产队长。
一年后，南街一队的夏粮获得大丰收，亩产比过去翻了一番半，达到500多斤，是当年全县夏粮增长最多的生产队。
为了树立先进，县委组织了几个先进典型在全县巡回作报告，王宏斌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还总是最后一个压轴发言。巡回报告一结束，临颍县委县政府就下发文件，号召全县学习王宏斌。那年，王宏斌只有24岁。
1976年7月1日，县委常委研究，吸收王宏斌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任南街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一队生产队长。1977年6月，王宏斌任南街大队党支部书记，兼一队生产队长。
王宏斌被树为全县的先进典型后，县委十分重视他的成长进步，时任临颍县委第一书记的刁文看王宏斌年轻有为，有理想、有志气、有个性、有前途，特别重视对他的关心和培养。因县委离南街村不远，所以刁文在闲暇时，常骑车到南街村找王宏斌谈话聊天，询问生产发展情况，鼓励他好好干，对他的工作给予关心和指导。
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盼，使王宏斌内心深处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也使他牢固地树立起了一心为公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一切为群众着想的高尚思想。
(二)
王宏斌担任南街大队支部书记时，只有26岁，但他却已有先后几年生产队长的经历，他熟悉农村的一切，更懂得农民都想些什么，一句话：农民天天想、夜夜盼的就是如何过上好日子，走上富裕路。
从那时起，群众经常会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黄土岗上转悠，一会儿仰望天空，一会儿低头沉思，那就是王宏斌!他仍然保持着自己当生产队长时的习惯，但此时，他想的不仅仅是一个生产队的事情，而是全村人的命运。
他把眼前的黄土地当作了棋盘，思考着每一步该如何走下去。
26岁，在别人看来，还是一个浪荡气尚未褪尽的年龄，可王宏斌已经显得非常善思、稳妥和成熟。
王宏斌接手时，南街村的社队企业还是在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时创办的“一炉两组”，即打铁炉、缝纫组和修配组，这就是大队仅有的一点儿家当。
当时，全省都在号召学习刘庄村，鼓励各地大办工业，走“以工补农”的发展道路。而刘庄究竟是什么样子却不知道，王宏斌决定带领班子成员前往学习。
通过学习，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一定要想法搞村办企业，只有办起村办企业，壮大集体经济，才能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根据南街村实际和群众需要，就先建面粉厂。
这天，王宏斌站在黄土岗上，看着拉架子车到县城排队换面和到村头磨面房磨面的人从自己眼前走过，更加验证了自己选准的商机。他怀揣梦想，发自内心地笑了。他仰望蓝天，为全村群众祈福，为集体的未来祈福。
王宏斌第一个把自己平时积攒的2000多元钱交给了集体，紧接着，大队班子成员、生产队干部和党员，你500，他300地都从家里拿出了钱。
为了节省运费，王宏斌和大队班子成员，带领党员干部把一车车大沙和石子一步一步地从七八里远的火车站拉回到村里。
面粉厂的建成，为集体开启了致富兴业的大门，但王宏斌没有就此满足和止步，他在孕育着更大的计划，设想着新的行动。
那时，中原一带农民大部分都住的是土坯房，建砖瓦房的热潮正悄然兴起。
“如果能在这黄土岗上建一座砖厂，挖掉高高的黄土后，再复耕，岂不两全其美?挖掉黄土岗，黄土变黄金!”
王宏斌敏锐的大脑迅速捕捉到了这一新的商机。
村南是临颍县“四十五里”黄土岗的一部分，素有“一道高岗两面坡”之说，高高的黄土岗比周边地势至少要高出两米，土质均匀细腻，岗上沟坎相连，是大自然的千年造化，是祖宗为南街人留下的“饭碗”。但这碗饭吃着却不容易，首先岗地不利于灌溉，不利于粪肥的储存和吸收，因此，也就不利于粮食产量的提高;其次，不利于交通，岗地沟多坡多路不平。
这天，王宏斌脚踏黄土岗，远眺四野，仿佛突然间发现了什么秘密一样，顿觉思绪激荡翻滚，感慨无比。
紧接着，他和大队干部商量，“指山卖磨”，以每块砖比市场价便宜5厘的价格，在砖厂还没有任何影子的情况下，就提前预售砖，结果，三天之内就筹措资金30多万元，一座36门的大型砖厂很快凸显在南街村的黄土岗上。
(三)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巨变，会议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接着在整个农村打破了“队为基础，集体经营”的模式，开始推行“生产责任制”，把土地分包到户，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土地分了，人心散了，企业也承包了，平时忙忙碌碌的干部干什么?
人们发现，在面粉厂对门一个干部的家里，每天都多了王宏斌和几个村干部的身影。他们吃过饭，不约而同地就聚在了一起，没事就闲聊、打牌，哪里有电影、有戏，他们就一起去看。打牌时，赢家的钱不准往自己兜里装，到了中午，就一起下馆子吃饭喝酒。除了农忙期间，几乎是天天如此。
时间长了，王宏斌突然觉得离开了群众、离开了繁忙的工作，本应该轻松愉快，但此时却感失落，心里总是觉得空空的不踏实。而且每次相聚打牌，路过面粉厂门口时，他都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想往里走;但又突然觉得那熟悉的甚至充满感情的地方又不属于自己。就这样，王宏斌和几个班子成员几乎是迷迷糊糊地度过了那段日子。
两个企业承包后，承包人不能及时发放工资，工伤事故接连不断，村干部只顾喝酒闲玩，对此却不管不问。时间长了，群众们对村干部的作风和行为由看不惯到积怨，由积怨到厌烦，问题和意见都出来了。所有的埋怨一下子都发泄在了村干部身上，群众们开始公开地讲起干部的坏话。
王宏斌也开始觉察出群众对自己那异样的眼神。
不多时，严重的问题出现了。有人开始往王宏斌的家门口贴大字报，而且几乎每天都有。内容主要是说村干部们贪污公款、私分公款、与承包人同流合污、对老百姓的死活不管不问，等等。那段时间，王宏斌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大门口看看，是否有新贴的大字报。更加严重的是，群众开始向上级领导写告状信反映情况，甚至把大字报贴到了县委门口。
此时的王宏斌既生气又苦恼，群众不明白真相，自己一肚子的冤屈向谁倾诉呢?他走在大街上，回头率也比以往高了许多。不少人都在他身后指着嘀咕，说他的坏话。为此，妻子杨兰菊也没少跟着生闲气：“当个书记，净瞎操心、多生气，不知情的人还想着你占公家多大便宜呢?你还是搁那儿别干了。”杨兰菊常常气呼呼地责怪丈夫操心不落好。
一天，家里有客人，王宏斌就叫来村里一位长辈陪客。席罢，把客人送走后，那位长辈借着酒劲，把不满企业承包的心里话毫不掩饰地都掏了出来。为此，两人还争吵了一番。
或许是酒后吐真言吧，不管咋说，终于有人面对面地开始把事情挑明了。看来这两年多，群众对承包是大为不满啊!
那一夜，王宏斌没有睡着，陷入了沉思之中。
当队长时，自己带领群众大搞生产建设的劲头为什么没有了?自己为什么要不当工人当农民?为此自己付出了多高的代价?不当工人当农民的初衷实现了吗?老书记、老领导对自己的期望是什么?难道自己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下去吗?上级为什么要分田到户搞承包?这几年自己都为群众做了些什么?那三年各级领导见了自己都是先笑后说话再握手，上级评啥先进都少不了南街的，而这三年，大家为什么见了自己躲着走?就群众告状一事而言，难道自己真的贪污了吗?没有!真的私分公款了吗?也没有!那为什么群众要告自己的状呢?不管群众告得对不对、真不真、实不实，都是对自己敲响的警钟，都要引起自己的反思。从另一面讲，虽然土地分了、企业承包了，可群众有啥事心里还是想着党组织，说明群众还没有把自己忘记。
群众告状的原因只有一条，这一切罪过都是两个企业承包人带来的。因为该给群众的他们不给，群众有意见;该上缴集体的他们不上缴，集体有意见;该上缴国家的税收他们不缴，各级领导有意见。这意见出树刨根，一下子就刨到我们身上了。因为这两个承包人是党支部研究批准的，尤其是作为党支部书记，自己不表态，他们也包不成。
难道自己就一点能力也没有了吗?不至于!自己并不是一点能力都没有的人，自己的能力完全可以把这两个小工厂搞好。为什么自己不去搞，而去搞承包，给党组织带来这么大的罪过呢?党组织是干什么的?支部书记是干什么的?党组织不为群众撑腰作主，群众还信得过吗?支部书记不带头为集体和群众着想，群众还信得过自己吗?支部书记不带领群众致富，还站在这个位置上干什么?还对得起党组织多年的培养和群众的期盼吗?
至此，一个新的设想诞生了。王宏斌暗下决心，突然觉得自己的精神又重新抖擞起来，浑身充满了坚定的力量。
第二天，王宏斌召开支部会直言：“经过近段时间的反复考虑，我认为两个企业不能再承包下去了，再承包下去非把我们南街村党组织承包垮台不行。”
此言一出，大家大吃一惊。
“不合适吧，合同还没到期呢!”
“承包权收回来也可以，下步咋办?包给谁?”
大家纷纷议论开来，并提出一系列问题。
王宏斌坚定地说：“咱们党组织的职责是啥?咱们村干部的任务是啥?咱们是谁的主心骨?咱们要为谁做主?”
“自从搞承包这三年来，群众告我们的状，老少爷们见了当面指责我们，背地里骂我们，社会上的人捣我们的脊梁骨，说我们村干部不要良心，喝群众的血汗，各级领导见了我们尽是板着面孔批评。咱们村干部受党的培养教育多年，咱们要有一定的思想觉悟。咱当初辛辛苦苦求爷爷告奶奶地办企业的目的是啥?不就是要让集体富起来、让社员有钱花、过上好日子吗?可现在的结果是啥?我们当干部的，都要拍拍良心，要是看着集体受损失，对群众的死活不理不睬，看着好好的一个村子就这样烂下去，就是我们的失职!”
王宏斌一番话，触动了大家的心。这是一堂几年来都没有上过的教育课啊!经过认真讨论，大家都非常同意王宏斌提出的收回企业承包权的想法。
“下步谁承包，咱南街还有谁比他俩更能?现在都是提倡用能人，甚至是打开监狱找能人，没有能人，企业能办好吗?”
有人提出的新问题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王宏斌胸有成竹地说：“南街的能人倒是没有了，但南街村的党组织还在!我认为，个人承包是个懒办法，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体现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做法。下一步我们对这两个小工厂不搞个人承包了，咱还用‘承包’这个词，由南街村党组织集体承包。”
王宏斌深深地吸上一口烟，继续说道，“也就是说，咱党组织一班人亲自上阵、亲自指挥、亲自领着干，就不信咱把两个小工厂搞不好!”
三、未来不是梦
(一)
要把面粉厂做大做强，面粉得走向大市场。否则，企业快速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经村党支部讨论研究，决定把面粉销往北京。把一个小村的面粉卖到北京去，着实要有一个大的胆略。王宏斌说，之所以要想法把面粉销到北京，是因为北京市场大，一旦打开，就是一个好市场。再说，南街村离京广线近，只有几里地的路程，运输方便，条件便利。
1985年过罢春节，王宏斌就和年轻的治保主任王金忠，现任村委委员佟平安等，开着一辆破汽车，拉着一车面粉，怀揣美好的希望，踏上了北上的路程。
他们不顾严寒，日夜兼程，饿了就啃口干粮，渴了就喝口凉水，冷了就几个人相互挤挤取取暖。经过一路颠簸，终于到达了北京。一下车，几个人冻得站都站不稳。此时，他们多想先洗个热水澡，去去这满身的灰尘，然后再美美地睡上一觉。可是他们没有那么多钱，享不了那福。但他们一想起就要把面粉销到北京了，高兴得一切倦意全部烟消云散。
谁知他们把车开到糕点厂门口时，人家一听说是河南一小村庄的，是农民，再看看几个人的穿着打扮，硬是不让进。厂长也故意躲着不见。
王宏斌几个人犯了愁。没办法，他们只好蹲在厂门口等。由于刚过春节，北方的天气还异常寒冷。冷了，他们就用手使劲地搓搓脸;困了，就站起来跺跺脚。整整一天过去了，事情也没有办成。几个人心里又生气又窝火，谁也不多说一句话。
由于晚上露宿街头，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几个人的头上、眉毛上都结了一层白霜。几个人开着车早早地来到厂门口，一听说厂长过来了，王宏斌就一下子上前堵住了厂长。
“厂长，我们农民干点儿事儿不容易啊，俺从河南大老远跑来了，中不中你也得给个痛快话，总不能这样躲着我们吧!”看着厂长犹豫不决的样子，王宏斌提高了嗓门：“这样吧，俺把这一车面粉白送给你做试验，不中算拉倒。如果中，俺比人家一斤便宜一分钱卖给您。全村老少爷儿们还在家等着俺的好消息呢!”
厂长听着这诚恳的话语，看着眼前这位坚强的中原汉子，心被打动了，终于答应先做试验。
王宏斌几个人焦急地等待着化验结果，心里“嗵嗵”直跳，谁也不吱声。他们在心里默默地为这趟生意祝愿祈祷，为南街村全体村民祝愿祈祷，为集体事业有一个好的开端祝愿祈祷。
化验结果让人喜出望外，技术指标比厂里现用的面粉还要好。
王宏斌几个人一听结果，一颗颗紧绷着的心终于放松下来，心里高兴得无以言表。就这样，双方马上签订了长期供销合同。
接下来，经过努力，南街人以诚信和可靠的面粉质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打开了北京十一家食品厂的大门，在那段时间里，每月就要向北京发上一百多个车皮，一年下来，一算帐，连砖厂带面粉厂实现产值70多万元，党支部一班人高兴得心花怒放。
辛勤的汗水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成果，王宏斌心里自然高兴无比。但同时，他也在思考着一个新的问题。他想，过去群众告支部的状，干部挨群众的骂，为什么?关键的一条，就是党组织没有为群众着想。我们办企业是为了集体富裕，集体富裕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多为群众办点实事、好事吗?办实事、好事，光挂在嘴上不行，要有具体的行动，要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他思来想去，还是先把全村群众的电费问题解决了。
王宏斌把自己的想法在支部会上一说，都说这是件好事，但好事是好事，就是现在集体的积累还不是很多，还要扩大再生产。有同志就提出，是否等上一两年，等集体积累多了再说。
王宏斌坚持自己的意见，开导大家说：“眼前咱南街搞好经营、站稳脚步、快速把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固然重要，但为群众办好事也很关键。眼下积累虽不多，但可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办好事，不可能什么好事一下子都办起来，随着经济发展，实力增强了，咱慢慢来。但作为一级党组织，必须时刻让群众体会到集体的温暖，哪怕是一件小事，群众也是会感激集体的。我们当干部的一定要吸取过去的教训，只有心里装着群众，群众才能信任我们，才能融洽干群关系、凝聚人心。人心齐了，大家都心往一处想，都去为集体的发展想办法，出主意，咱还愁啥事办不好?再说，党支部就是群众的主心骨，干部就是群众的领路人，群众依靠的就是咱支部和干部。咱只有领着群众向好的方向走，向共同富裕走，群众才能看到希望，大伙才能逐步过上幸福的日子啊!咱首先得把自己的思想武装好，说大了，这是咱们的责任，说小了，这是良心。今后，咱每干一件事，都要敢于在群众面前拍良心。”
王宏斌一口气把自己的心里话讲完，他中肯的语言再次为支部成员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想教育课，使大家认识到办企业、搞集体的目的就是为了群众。
免除电费这项涉及每家每户切身利益的事，让全村群众拍手称快。
解决了事关群众利益的第一件事后，王宏斌更大的设想正在脑海中孕育。
当时，党中央发出了要深化农业改革的号召。一些地方有弃农经商的现象，荒芜了土地，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粮食产量有的在下降，而南街村的实际是村里的两个小企业效益还不错，但能到企业里上班拿工资的工人毕竟还是少数。一些人虽然做起了生意，可做生意必须得有头脑，同时风险也不小。所以，大部分群众还只能靠自己的几分地生活，而单靠那几分地，是永远也富裕不起来的。再说，那些做生意的群众，大部分都把责任田租给了别人，还有的自己没有心思和精力管理，干脆把责任田给撂荒了，看着实在让人可惜。要想把土地统一管理好，让群众都富裕起来，看来分田单干确实不行，必须得重新把土地收回来，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道路。
村干部得知王宏斌新的设想和打算时，都打心眼里佩服他的胸怀。他们心中暗想，只要王宏斌能带领大家一起这样干下去，南街村的将来一定会很美好。
佩服归佩服，但眼下还没有那个实力，收回土地，集体要对土地进行大量的投入，纯属负担，只能成为包袱。再说了，社会大环境都在搞个人承包，南街村突然又把土地收了回来，是不是会违背政策?
王宏斌看出了大家的心思，这其实也是他一再考虑的一个问题。
经过大家的反复讨论，抱着对土地和群众负责的态度，终于达成了共识，并出台了一个结合南街村实际的举措。就这样，从1986年开始，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逐步把责任田交给集体，由集体统一耕种，村民每人每月可领到集体供给的40斤面粉，同时，还可以在村办企业上班拿工资。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实力的壮大，到1990年，南街村800多户3100多口人的责任田，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全部交给了集体，实行集约化经营、农场式管理，南街村走上了真正意义的共同富裕道路。
(二)
几年下来，王宏斌一班人很快在面粉经营中发现了新的商机。连续上马了麻纺厂、糕点厂，尤其是瞅准市场，克服资金、技术等困难，于1989年秋，上马了方便面厂，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销售战略，首先打开了临颍县市场，后经过群众的口碑相传和自身的努力，上写“北京”两个大字的“颍松”牌方便面，以其物美价廉的美誉迅速占领了全国市场。不少人吃上一段时间后，仔细一看产地，才惊奇地发现是临颍县南街村产的，大家无不对这一普通小村而惊叹称奇!
了解南街村发展的人不得不佩服王宏斌一班人的智慧。一开始，他们就依靠当地资源和自身优势，选准突破口，确立了“两个围绕”的经济发展战略，就是围绕农业办工业，围绕龙头企业上配套。以方便面厂为龙头，形成了“多业辅助一业上，一业带动多业兴”的发展格局。仅方便面生产线就从2条、4条、8线、10条，连续上马，几年下来就达到40多条。
“酒好不怕巷子深”。那时，南街村的方便面不要说是做广告了，就是不做广告，客户们还要住上几天才能拉到货。后来，为了更好地走向市场前沿，搏击商海大潮，南街村分别在陕西、湖北和黑龙江等地建立了方便面分厂，有效地巩固和扩大了市场网络。
“我们有这么好的信誉，为什么不再建一个调味品厂?”南街人又从中发现了更大的商机。
“说了算，定了干，再大困难都不变”，这早已成为南街人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很快，调味品厂由原来方便面厂的一个调味料车间转型为“双轨制”大型现代化生产企业，在搞好内供的基础上，把独具风味特色的南街村调味料推向了市场，产品多达二三十种，颇受消费者的喜爱，一句“南街村调味料，调出生活好味道”的广告语，成为人们的美谈。就这样，南街村又一个支柱企业很快形成，而且随着市场竞争的需要，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先后在河南叶县、湖北云梦和安徽定远等地建起了分厂，十分有效地发挥了市场辐射作用。
南街人不断在龙头企业上发现商机，不到十年，一口气又建起了包装厂、锅巴生产线、果茶生产线，建起了大型冷库、彩印厂、胶印厂、油墨厂、调味品厂、啤酒厂、麦恩公司和鲜拌面厂等20多家企业。从麦子进村，到方便面成品走向市场，所用一系列原料均为南街村配套企业提供，实现了一条龙系列化生产。方便面出口俄罗斯、蒙古和美国，鲜拌面和巧克力棒出口欧盟和东南亚等国。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成为豫南大地崛起的一颗明珠。
1991年，是南街人值得庆贺的一年，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突破亿元大关，成为河南省第一个“亿元村”。为此，时任省长李长春专门发来贺电，称赞南街村为“豫南一枝花”。
随着集体经济的壮大发展，南街村已是一个年产值20多亿元的中国名村。但王宏斌没有丝毫松懈，始终恪守“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的经营之道，把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提出了“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的发展理念，几十年如一日，坚守这一理念，打造了“南街村”响当当的品牌。
建设一个多少代人梦中向往的“世外桃源”，一直是王宏斌执着的追求。他把南街村建成一个共产主义模式的小社区，让南街村村民过上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让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率先在一个小区实现。
每走一步，王宏斌都在时刻想着群众。他提出了在南街村实行“工资加供给”的分配办法，村民除了在企业里上班，每月拿到应有的工资外，还免费享受着水、电、气、面粉、福利卡消费、节假日食品、子女入托上学、住房、医疗等福利待遇。全体村民居住在40多栋现代化的公寓里，从幼儿园到大学，集体除承担学生的学杂费外，生活费也由集体承担。青年人结婚，参加村里统一组织的集体婚礼。老年人可自由选择到集体康寿乐园安度晚年。可以说，南街人一生都姓“公”。就这样，南街村民一个个像做梦一样一下子就掉进了福窝里。
王宏斌对这种“工资加供给”分配办法的解释是，“富裕不等于幸福，幸福包括富裕”。这样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经济上没有负担，精神上没有压力，安居乐业，这才叫幸福日子。
南街村走的是集体化道路，南街人都要树立公心，因为“私心是万恶之源”，而私心来源于私有制。王宏斌认为，尽管说人天生就有私心，但从懂事起，若进入一个公有制的环境，私心就会越来越小;若从懂事起，就进入一个私有制的环境，那么天生的私心就会继续在私有制的环境里滋生蔓延。所以说，南街村必须下决心解决好私有制问题，建立好公有制。
(三)
王宏斌一直在想，人再富有，也不能缺乏精神支柱，事业越大越离不开理想的支配，集体经济离不开集体主义，共同富裕离不开共同理想。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王宏斌在创业之初，就为党员干部定下了“四个决不能”和过好“三大关”的规矩：决不能谁也不顾自己先富，决不能喊“给我上”，要喊“跟我来”，决不能台上说人家，台下被人说，决不能护短怕羞，要敢于揭私亮丑。要过好吃请关、权力关、金钱关。
在定干部工资时，班子成员意见不一，王宏斌说：“人家不都说咱们不顾自己发财，却干集体事业，是‘二百五’吗?咱就每月拿250元的工资。”就这样，30多年过去了，王宏斌和他的班子成员、各企业领导和部分党员干部依然只拿250元的月工资，成就了南街村的“傻子”精神。
王宏斌把“公生明、廉生威”几个大字镶嵌在村党委办公楼大厅，时刻警示着南街人严于律己，廉洁奉公。
富裕之后的南街村，买了几十部高档小车，什么牌子的都有用，哪个单位出差办事，只要打个电话，就可免费使用。但王宏斌规定，春节放假，谁也不许公车私用，年年如此，直到今天。
那年春节，王宏斌和妻子杨兰菊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到岳父家走亲戚。谁知行至半道，自行车出了毛病，王宏斌就蹲在路边修车，从远处走来一位赶牲口车的老农，走近王宏斌时，一直盯着他看。
“你不是南街村的王宏斌吗?俺在电视上见过你。”老农忍不住好奇地问。
“你看我像吗?”王宏斌笑笑冲着老农说。
“不对呀，王宏斌是个名人了，人家南街村又有钱，买了那么多车，他决不会骑自行车走路吧?!”就这样，老农大惑不解地赶车远去了。
几年前，王宏斌母亲过世，他要求低调办理丧事，但亲朋好友知道后还是纷纷前往吊唁，办完母亲后事当天，他就把收到的15万多元礼金全部上缴集体财务。他常说：“如果一个人把金钱、名誉和地位看重了，就等于给自己背上了包袱、戴上了枷锁。”他认为，要干好南街事业，没有公心不行，特别是领导干部和党员更应如此，要把公家的事当作自家的事去做。
在王宏斌的心灵世界，始终萦绕着一个不变的理想和深深的情结，就是要把南街村建成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一个人们所共同向往和追求的幸福乐园。这种理想和情结熏陶着整个南街村，陶冶着全体南街人，变为了南街人共同的红色信仰与追求，溶化在红色南街人的精神世界里，幻化为红色南街村的村魂。
一直以来，王宏斌始终坚持用红色思想去除人们心灵上的污垢，教育南街人，人人树红心、干红事、做红人，打造一片红色热土，让人人期盼的安居乐业、幸福平等、文明进步的理想生活变为现实。
他把“傻子”精神定为南街村精神，教育南街人热爱集体、吃亏奉献;把松树定为南街村“村树”，教育南街人像松树一样“雪压青松挺且直”;把莲花定为南街村“村花”，教育南街人“出淤泥而不染”;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名言定为“村训”——“谁若与集体脱离，谁的命运就要悲哀”。著名作家魏巍生前还为南街村撰写了励志奋进的村歌，激励南街人“脚踏着社会主义大地，眼望着共产主义前方”。
南街村集体事业骄人的成绩，使南街村成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全国文明村”“中国十大名村”“中国幸福村”，王宏斌也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中国功勋村官”等诸多殊荣，光荣当选为党的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大代表。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王宏斌始终不忘初心，一直在做着“大同梦”。他决心把南街村建设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他说，过去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是世界大同，前五千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把世界大同起来，恐怕后五千年还不好出这么一个人把世界大同起来，真正是后五千年能出一个人把世界大同起来，他也决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把世界大同起来，也得分国家、分地区，乃至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去实现。中国的每一个村子都建成共产主义小社区了，中国不就实现共产主义了?世界上每一个村子都建成共产主义小社区了，世界不就大同了?”
这就是王宏斌的“大同梦”。
品读南街村，品读王宏斌，让人走进了一座“世外桃源”的美妙境地。
(《王宏斌，筑梦南街村》作者：盛干宇，男，汉族，1965年10月8日出生于河南省襄城县范湖乡宋庄村盛庄，大学学历，1988年8月在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颍阳乡政府参加公职工作，1994年4月到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南街村基建处工作，1996年2月至今在南街村报社工作。现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漯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临颍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南街村报》总编辑。其所著长篇纪实文学《中国南街村》一书曾获得“2010中国作家金秋笔会”一等奖。)